只是有两点我闹不明白，一是新左派的文风那么晦涩、不好看；另一个我觉得他们没有超出毛泽东当年讲过的。资本主义的软肋：精神空虚、道德堕落、吸毒卖淫、环境污染、治安恶化，似乎确实能被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所扫除——真能长期、全面扫除么？许多论点不是他们最先提出来的，也不是什么“西马”、詹明信、福柯提出来的。
另外有一些词汇在中国的使用，跟它在西方的原意是背道而驰的。比如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媚俗（Kitsch）……好多望文生义、不管原文的。
人物周刊：包括80年代命名您的一些作品是意识流的代表作。
王蒙：那是我的一些实验小说：《布礼》、《蝴蝶》、《夜的眼》等等，它们都写到人物心理活动的细部，闪闪烁烁，明明暗暗，跟意识流沾点边儿。我初中作文就喜欢写人的内心世界，《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里也有那个苗头。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认真读过乔伊斯、福克纳、伍尔芙，也没有读过意识流的任何理论，我也承认自己当年关于意识流的谈论是相对皮相的。
人物周刊：在文学上您有没有遗憾？比如，茅奖或诺奖。
王蒙：这不能算什么遗憾。奖不是文学本身。奖也是人评的，不是诗神缪斯在那儿评的。
文坛上比较无聊的一件事是拿自己做标杆来衡量别人。我欣赏和羡慕很多写作人，钱锺书那种高耸渊博，冯宗璞身上那种书香门弟的知礼和高雅，汪曾祺那种散淡文人的趣味，贾平凹那种源于泥土的执着和幽馨，铁凝那种甘甜，王安忆那种精细专注，莫言那种自由，张承志那种忧愤，可我是王蒙；我也不是索尔仁尼琴，不是米兰·昆德拉，我只能是王蒙。25年前就有人宣布王蒙过时了，可我还在写，每年拿出来的作品至少一部两部。
人物周刊：恕我冒昧，政治在为您的写作提供素材、经验、视角的同时，会不会也让您在文学上失去或减损了一些什么？
王蒙：难说。如果我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政治，我有这样多的对于生活和情感的体验吗？我有那种宽阔与明白吗？我的政治经验，首先是人生的经验，而不是什么官场八卦。
人物周刊：您几次提到一位当过地方高官的老革命的由衷之言：做了一辈子领导工作，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咱们的人民文化水平太低。
王蒙：中华民族吃饱了才几年？内忧外患、贫穷愚昧、饥饿一直跟这个民族如影随形，谈得上普及教育吗？谈得上提高文化素质吗？还有中国的人口，这是最大的国情。问题在于，越是现代化，越是发展生产力，越是显露了咱们文化素质太差的那一面，比方说，市场经济需要更好的法制保障和诚信底线，如果没有，社会道德状况显得还不如计划经济大锅饭时期。日子好过了，也更需要文化、道德、礼数的自觉和约束，否则，富裕比穷困更易制造黄赌毒、腐烂恶臭和卑鄙下流。过去的高谈阔论，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假大空，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是理想主义和真诚信仰，信仰多少能抵制一点低下龌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