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我当然理解（他们）。搞成历史虚无主义，其实没有啥深刻与真理性可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麻烦，也有一代人的使命与建树。我出生于1934年，拿1934年与2013年相比较，你应该相信什么，不应该相信什么，你实际上相信什么，实际上不信什么，难道还有什么要故弄玄虚的吗？
毙不是最好的办法
关键是对权力监督的有效性
人物周刊：您接触过的官也好民也好，有没有真把现实的、个人的利益看得比较淡，比较超然的？
王蒙：当然有。老的共产党员里头，晚年的夏衍我接触比较多。那种空空荡荡的房子，那种破旧的沙发……他连我那点儿家当都没有。他是可以过得好一点儿的，他的书画和邮票加起来我估计是能成为巨富的，可他对那些物质真是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他身后，按照他的遗愿，那些书画和邮票百分之百地捐给了浙江博物馆。
解放初期的党小组会上，我们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朗诵到某些段落，是会放声号哭的，今天的人恐怕难以理解。我接触到的最早的共产党员里头，的确有人是为了理想，为了革命，完全无意为自己争一个什么级别啊待遇啊，那太不重要了……这样的人有是有，只是少。
人物周刊：可现在有的领导分了房，一下拿到两百多把钥匙——您书里写的。
王蒙：我是听到过有这种反映。两百多把钥匙的事也不完全是负面的，例如，门锁、柜锁越来越多，每一种都有不止一个备份……现在不是战争时期，抛头颅洒热血，满腔的理想主义，是要掉脑袋的……
人物周刊：当年您参加地下党，都做些什么？有危险么？
王蒙：当然有危险，我就受过特务的警告。但是呢，国民党的管理比较粗疏，它不像共产党的组织那么细腻，它没有那个管理能力。昨晚我看凤凰台一个节目，讲国共两党互派特务打入对方机构的时候，共产党员熊向晖打入胡宗南部，当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潜伏了9年。其间有一次，他跟着胡到了前线，没法通过固定的联系人递送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他就采取了最冒险的一着：写一封信，明明白白写上这个情报，贴上邮票，寄回后方，结果那个人就收到了。许多人看了不相信，怎么这么轻易呢？我就信，这种事我就碰到过呀：来找我的上级，骑着自行车来的，裤兜里塞满了传单，满得都快溢出来了，一路上也很有可能掉出来，满街都是警察——四野包围北平的时候，傅作义成立了执法队，街上开辆卡车，上头站3个人，分别代表军、警、宪，说是抓着共产党，不需要审讯，当场处决，因为已经处在战争时期了。我们河北高中一位锅炉工也是地下党员，后来我们大量的宣传品，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委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告北平市民书》半麻袋半麻袋地就堆在锅炉房里头，搜出来是不得了的事，居然就没事。第一是国民党那个网络的粗疏，第二是共产党已经处在一个绝对胜利的形势下，即使被国民党发现，你可以反过来威吓他：你少废话，一声不许吭，不然出不去一个月，你全家灭亡！他们也知道，自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