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万书记当时就表态，说‘谁也别跟我犟，我主张这个事情’。”曹志伟回忆道，两会还没有结束，他就接到了一位局长的电话，“我们做了一份初步方案，你来看看”。转天的夜里12点，电话又响了二稿又出来了。“当时就觉得广州这回有戏。”曹志伟坦言，他原本的预想不过是“一年开始动，三年见效果”。
而就在万庆良做出批示后第二天，作为这场改革的牵头部门负责人，广州市法制办主任吴明场也接到了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凌伟宪的电话。
长期负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吴明场记得，此前广州曾经有过两次优化审批流程以吸引投资的尝试。一次是2008年，契机是4万亿计划。另一次则是2010年亚运会，广州开辟了一条重点工程绿色通道。
这一回，广州改革的参照系是天津。2012年，广州的GDP仅比天津多600亿左右，而当年天津保持了全国最高的增长速度。一些媒体甚至用“GDP第三城竞争白热化”来描述两座城市之间的角力关系。
“600个亿不算什么，可能一眨眼就超过去了。”吴明场记得，在不同的场合，省市领导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危机感。
正因如此，这场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在法制办最终定稿的方案中，如果不算竣工验收阶段的7天，立项、用地审批、规划报建和施工许可这四个阶段的总审批时限被要求压缩到30天。饶有意味的是，走完相同的流程，天津的审批时限是31天。
广州市规划局副局长周鹤龙还记得，第一次开协调会时他曾表态，“我们能合并的就合并啦，审批时间砍掉一半，30天。”后来他知道整个流程只有30天的时候，“一下子就懵了”。
“当时抵触情绪比较大，各个部门的领导都会带队来游说，而最大的分歧就是时间分配。”吴明场记得，曾经有一个部门的领导提出“能不能给20天时间”，“一共就30天，给你20天别人就不用干了，我说你找市委书记反映吧。”
更让吴明场哭笑不得的事情是，原本经过几次协调，各个部门已经达成了一致，没想到第一次上市政府常务会的时候，又有部门领导反口，说要尊重规律，尊重科学，不要脑子发热。
“明明已经认可了，到会上又反了。结果当天晚上8点，主持会议的市政府秘书长周亚伟又加开了一次协调会。”吴明场回忆道。
这次会议打破了“副市长开会副局长出席”的常规，要求“必须是一把手来”。
“就是不把事情讨论清楚谁也不准走。最后很多局长都说‘哎呀算了，我认了’，然后一个个签字画押，改革方案才这么定了下来。”吴明场对记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