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媒体中的交往理性：网络公共领域如何可能?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规范性定义，不仅包括传播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话语的社会代表性等维度，还包括了对于交往实践、交往形式和交往伦理的规定。也就是说，公民文化一方面是公共交往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公共交往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54)认为，"公众"不应该被简单地想象为"媒体观众"。公众只有在对话的过程中才存在，在私人家中消费传媒内容的原子化个体并不构成公众。在现代调查业数据中呈现出来的话语集合也并非真正的、至少不是唯一的"公共舆论"形态。古典民主理论非常关注公民是否相互交谈以及怎样交谈。如果说法律制度和媒体的政治经济结构是民主秩序的骨架，公民之间持续不断的交谈活动才是民主肌体的血肉。有了交谈，民主才进入了日常生活，成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愿景或者框架，成为未被实践的纸面民主。网络技术的产生一度让人们相信，在后现代和犬儒主义时代迅速消退的公民交谈文化，可以在虚拟空间中重新复兴。但对于实际存在的网络话语的经验研究再一次表明，技术乐观主义者需要调低期待度。网络话语的质量只能与现有的公民文化保持一致。在当下中国的公民文化中，用独白代替对话，附和代替质疑，恭维代替疑问，情绪宣泄代替理性辩论，以势压人代替平等包容，断章取义制造谣言代替尊重对手公平竞争等日常生活中的交往现象都一一出现在网络空间中。而且由于网络应用的技术设计以资本和权力的需求为指针，网络主流话语的宣传性和独裁性并不亚于传统媒体。
一位硕士研究生(张紫瑞，2011)在对新浪微博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观察后指出，微博话语与理想公共领域的距离不仅体现在结构与制度层面，更体现在公民文化层面。比如，微博上的参与者不是真正的主体性平等的公众。微博用户之间的地位和文化资本不平等。并且，微博用户是"即逝公众"而不是真正的公众。"即逝公众"随着媒体事件的发生而产生，随着事件的结束而消失，难以对议题保持持续的关注，因此很难对议题所涉及的深层次的社会或政治问题产生实际影响。当有公共事件发生时，微博用户会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而当事件趋近尾声或有新的事件发生时，用户的注意力也会急速衰退，因此微博用户符合"即逝公众"的特点。微博用户比较偏爱负面信息，追求刺激、震撼性的消息，尤其是揭露社会黑暗面的事件。同时，微博用户表现出急躁情绪，对于事件真伪、来龙去脉不做深究便急于表达意见。因此，微博用户距离真正的公众还有一定的差距。另外，微博上的话语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并存;对异议接受程度较低，讨论难以达成共识。对于社会焦点议题的讨论容易陷入情绪宣泄的漩涡，表现出极端立场和武断态度，攻击持不同意见者，导致论者之间冲突;持续性的对话难以形成，对话会随时被打断或者重点被转移;一些微博用户持"围观"态度，不介入议题的讨论;等等。这些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影响了议题的深入讨论和共识的达成。微博上的讨论存在的另一问题是，对异议的接受程度低，不同观点之间难以相互理解和协调，导致共识难以达成。
对于公众与公共领域所存在的问题，90多年前的两位美国思想家李普曼和杜威在《公共舆论》(1922)、《公众及其问题》(1927)、《民主与教育》(1919)等著作中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他们分别为民主的现状做出了诊断，并给出了经典的解决方案。两人对民主所面临的问题的分析是一致的，在大众社会的出现、大众传媒的普及、公共生活的衰退、商业化的内容生产等环境下，公众的民主素养在退化，民主的前景堪忧。但是两人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解决方案。直到今天，他们之间的分歧仍旧是我们思考当代民主及其改进方向时所必须面对的路径选择。李普曼认为公众不堪重负也不能被赋予重任，真正公共利益的达成需要科学研究与专家治理。而杜威坚持民主是可行的，他认为如果民众还不能胜任民主的责任，那么真正的出路不是专家统治，而是对公众意识的启蒙。大众传媒恰恰是启蒙的重要机构之一。传媒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扭曲事实和在人们头脑中制造虚幻的图景，更重要的是在于放任人们对公共生活的逃避与漫不经心，以及鼓励在面对媒体时的被动与轻信。传播不是为了传送数据和信息，而是为了达致理解和协调行动。对于李普曼来说，只要解决了传播过程中的真相和再现的问题，就解决了民主危机;但对于杜威来说，民主的精髓在于沟通而不在于真实，即便是我们掌握了准确再现现实的方法，也不一定意味着能够形成公共舆论。舆论的形成有赖于交流、讨论和沟通，以及一种共同生活、相互扶持的意愿，这些都不能由科学和真相来保证，只能在人类的交往中共同构建。我们真正缺少的，不是更科学的统计和更精确的数据，而是一个活跃的公共生活的机制，而大众传媒是这个机制的重要环节，媒体的作用不仅在于告知，还在于引发讨论、交流和批评。传媒不是要告诉人们什么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是要促使公众对公共利益感兴趣(to make the public interested in public interests)。
这些话似乎就是说给当代网络媒体的设计者、管理者、参与者和思考者的。互联网是当代公共领域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太重要，社会绝不应该放心地把它彻底交给资本和市场。我们需要思考新媒体时代公共媒体的可能形式并致力于寻求社会共识，以推进这些形式的建设。同时，互联网是当代交往活动产生的重要空间，公民文化就产生于形形色色的日常交往之中。几十年前，杜威就认为大众传媒应该是公民与社会自我教育的平台，如今互联网加入了这个平台。社会需要持续不断地探索在这些公共平台中交往理性实现的路径与方式。点击、围观、娱乐和购买显然不是答案的全部。
参考文献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美]沃尔特·李普曼：《公共舆论》， 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王维佳、杨丽娟："'吴英案'与微博知识分子的'党性'"，《开放时代》，2012年第5期。
吴靖："'山寨'经济与新媒体创意──论后现代公共文化的生成"，《中国传媒报告》，2010年第1期。
张紫瑞：《公共领域理论视角下的微博研究-- 以新浪微博为例》，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作者简介】
吴靖，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传媒的社会与文化理论、视觉文化研究。
主要著作：《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观看、凝视与对视》、《学术的政治与政治的学术：对文化研究本土化的思考》(论文)、《新兴媒介与人际传播中的"语言僭越"现象研究》(论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