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媒体的代表性危机：公共领域的单极化
这部分将会借用几个国内外对于网络言论形态的经验研究来说明网络话语在代表性方面的局限。第一个研究来自德国，两位学者Gerhards和Schäfer(2009)为了检测互联网相对于传统媒体是否是更好的公共领域，选取了1999年至2001年德国和美国的主流报纸与搜索引擎中排名靠前的网站对于人类基因组工程的报道与评论，对比两种媒体话语的差异以及两国之间的异同。文章的论述前提是，充分的研究表明，主流媒体是受到政治经济力量的裹挟，在言论的代表性方面系统性地偏向精英集团，而互联网的低技术与资本壁垒应该能够带来更多的边缘话语和另类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更充分的讨论。但是研究结果并没有支持这一假设。文章的结论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检验两种媒体中参与到相关讨论的主体的多样性程度，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参与度。在对1900篇报纸文章和144个网站进行定量分析之后，作者指出网络上并没有呈现出更多样的社会参与度，特别是公民社会的成员。报纸和网络上的言论都被少数人主导，尤其是科学家和生物公司的研究人员，网络上的情况甚至比报纸还糟糕，极少数人垄断了大多数话语权，而报纸反而因为专业主义的原因会去试图寻求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表达观点。而在科学家群体之外，网络话语的第二大主体其实是记者，他们在主流媒体之外积极寻求更多的传播渠道。网络话语的垄断性要大于报纸，德国和美国都是这种情况，而且美国网络话语被生物专家所垄断的程度要严重于德国。第二个层面的探讨涉及立场和框架的多样性，结论与第一个层面相似，网络媒体在对于人类基因组工程的评价与论述框架方面，仍旧是单一化的，其垄断性大于报纸，而且美国网络话语的单一性大于德国。该研究表明，网络资本化越强的地方，网络公共领域的单极化也越明显，传统媒体的职业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和缓解话语垄断。
第二项是国内青年学者王维佳和杨丽娟(2012)对微博中意见领袖话语代表性的研究。他们以新浪微博中对于"吴英案"的讨论为例，从话语生成机制和政治倾向入手分析微博公共议题讨论的传播特征。他们选取了新浪微博中转发量超过1000条的对于"吴英案"讨论的所有原创微博82条，作为分析对象。作者首先指出这82条微博对"吴英案"的态度完全一致。质疑和反对判决结果的博文比例为100%。没有一条博文从正面支持法院的判决，也没有一条博文引述和回应法院判决时给出的事实依据。而且这些微博博主的社会角色和阶层属性高度一致，学者、媒体人、企业管理者以及律师。这样的结果与国内其他对于微博发言群体的身份研究也相互印证。复旦大学"舆情与传播研究实验室"2013年3月发布的专题研究报告显示，在新浪微博最具影响力的人群中，媒体人、学者、作家和商人占主导。绝大多数具有话语影响力的用户是掌握相当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或文化资本的精英，草根网民、普通公众少之又少。王维佳等在文章中指出，由于微博意见领袖群体社会阶层相似，政治观念同质化，在讨论特定政治议题时，有明确而统一的政治目标，因而微博上的言论和意见具有明显的党派特征和宣传意味，而不是公共性和开放性。
最后要讨论王洪喆和吴靖正在进行的一项"旭日阳刚"现象的文化研究。"旭日阳刚"经由网络发布他们在一个出租屋中翻唱《春天里》的视频被网友大量点击推崇，到最终成为"网络红人"登上春晚舞台，对于这个案例整个演变过程的定性分析帮助我们考察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文化产业链条上的组合效应，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话语权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分配与遮蔽。"旭日阳刚"最初以"农民工"的身份翻唱摇滚乐，中产阶级歌手的怀旧歌词被网民挪用为弱势群体的苦难表达和温和的社会抗议。而文化工业选秀节目以及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媒体的介入，分别将演唱者收编为符合新自由主义理念的个人奋斗的英雄和官方意识形态中普通人民保持乐观向上精神的楷模。资本和权力分别在"旭日阳刚"身上找到了文化合法性的表述空间和接合点，它们的合作与共谋将"旭日阳刚"的命运与主体性彻底个人化，遮蔽了他们最初的流行所启发出来的阶级意识与社群观念。在这个案例中，草根虽然经由网络媒体以及挪用和拼贴的后现代手法在当代文化景观中发出了声音，但是他们的另类表达无法成为与主流文化平等的、自为自在的文化形态，必须经过商业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改造才能被接受为主导文化的一个声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