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代表作
瑞典学者达尔格伦(Dahlgren, 2005)据此总结了考察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公共领域的三个维度：结构、代表性和交往。结构是指公共领域的制度环境，比如媒体组织、媒体所有权、管制方式、职业文化、经济来源、运营模式等，这个层面决定了传媒的开放性，其服务的对象，以及传媒与政府、资本之间的权力关系;代表性是指传媒内容的多样性，社会中不同的组织、阶层、性别、年龄、地域、行业等群体的公民是否都能够在媒体中有表达的机会和表达的空间，媒体内容是否足够包容，这影响到其中所产生的舆论是利益相关方充分讨论的结果，还是被某些利益集团和偏狭的视角所垄断的;交往的维度是指公民实际参与公共领域的方式，是双向互动的，还是被动接收的，是理性辩论的，还是情绪宣泄的，是平等独立的，还是被权力所左右的，是目的性的，还是娱乐化的，是具有经验和媒介素养的，还是对媒介技术与表意陷阱一无所知的，等等。三个维度既相互关联，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它们分别对实际存在的公共领域的质量产生影响。比如，在政府言论管控相对严格或者媒体垄断比较严重的地方，媒体内容的多样性和公民话语活动的质量肯定会受到影响，但也不能排除具有较强职业伦理的媒体组织和良好公民文化的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偏向。因而，公共领域与其说是一个既定的状态，不如说是一个过程，传媒职业和公民文化对于塑造公共领域的性质总是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
哈贝马斯对于大众传媒时代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批判性评价，也是基于对上述三个维度的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政治公共领域正常运作的两个基本条件，议会制度和自由媒体，都受到了私人利益和私人力量的入侵。议会和媒体所提供的公共讨论的平台成为各种私人利益及其代理人争吵和博弈的舞台。理性交流蜕变成实力的角逐和修辞策略，普遍的人性回归成追逐私利的个体，真理之争变成利益和权力之争。原本独立的公共领域浸入了市场逻辑和强权逻辑，必然塌陷到原来属于私人领域的范畴之中，倒退回无政府和集权主义的两级状态。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和维持需要大量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将商品的信息传递到分散的民众那里。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就成为有私人需求的买主获得大众传媒的传播能力的掮客。原本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领域，由于市场交换的介入，其中一部分必须作为排他性的商品而被售卖出去，成为私有财产。大众传媒公共领域功能的部分私有化，随着广告成为各类主要商业媒体盈利的主要方式，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尽管新闻媒体以编辑部门与广告和营销部门相对独立的制度安排希望保证公共领域独特的运作性质，广告和公共关系行业对媒体内容的影响还是随着市场竞争压力的增大渗透进来。大众传媒本身日益成为一种产业，通过兼并、上市等方式融入到其他产业市场的宏观体系之中。传媒所生产的产品不再是只供不牵涉利害冲突的社会交往和内心自省所用，传媒作品的全面商品化使其成为新经济条件下发展迅速、盈利前景光明的产业之一。市场逻辑的主导带来了传媒机构在内容生产、受众观念、管理方式等层面的一系列变化。成本核算和扩大市场的动机使得内容生产被最大限度地流水线化，原创和灵感被分工、类型和可重复的模式所取代;科学主义的受众调查、受众定位以及铺天盖地的市场营销使传统制作者与受众之间自发、淡泊和随意的关系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媒体管理也越来越强调等级制度和绩效考核，早期印刷媒体中的文人气质和同仁精神，也逐渐被雇员意识所取代。随着传媒日益自我定位为市场中的竞争机构，传媒作为公共领域的主体性已经非常淡漠。
在公民文化方面，随着传媒的市场化，对于培育公民性最重要的批评话语，向学院批评的专业主义和传媒批评的商业化的两极趋势发展，使得"公众分裂成没有公开批判意识的少数专家和公共接受的消费大众"。(哈贝马斯，1999;p. 200)批判意识转化为消费观念，批评退回到"观赏"，讨论退回到接受，舆论的实质变成了宣传，大众社会的公共领域呈现了哈贝马斯所谓的"重新封建化"，也就是说，现代传媒的职能与其说是将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实施公开在公共舆论面前，不如说它制造了精心设计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舆论产品，供民众选择和购买。而这些舆论产品的真正功能是掩盖统治和权力的实际情况，为既得利益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