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民主理论将公民参与的形式和公共舆论的质量作为衡量民主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网络技术的产生一度让人们相信，在后现代和犬儒主义时代迅速消退的公民交谈文化，可以在虚拟空间中重新复兴。但对于实际存在的网络话语的经验研究再一次表明，技术乐观主义者需要调低期待度。互联网是当代公共领域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太重要，社会绝不应该放心地把它彻底交给资本和市场。社会需要持续不断地探索在这些公共平台中交往理性实现的路径与方式。
要讨论传媒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公共领域是一个核心议题。当代民主理论将公民参与的形式和公共舆论的质量作为衡量民主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而以各种传播媒介为载体的公共领域正是公民以话语的形式参与民主进程的场域。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界定和历史研究为我们在社会变迁和新媒体发展的语境下批判性思考民主制度的现状提供了理论框架。本文致力于辨析网络媒体所孕育的话语实践是否有助于社会与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在两个方面为本文的评估提供了逻辑起点和判断依据。首先，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进行了规范性的界定。也就是说，并非具有特定的媒介技术或者存在某种公共话语形式，就可以认定一个社会具有公共领域。能够为民主化服务的公共领域必须具备一系列特定的条件，对这些条件的考察、评析和判断就构成了我们评价一个社会中现实存在的话语环境是否能被称为健康的公共领域的依据。另外，哈贝马斯在对于西欧公共领域演变的历史研究中，得出了当下大众社会中的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结论。因此，要判断以网络媒体为载体和工具的新的话语实践是否具有公共领域的特征，我们也要从两个层面来进入这一讨论。第一层当然是将网络媒体话语的各种元素与公共领域的规范性定义作比较，看其在哪些方面符合或者不符合理想公共领域的各种条件，并讨论其背后的原因是出于媒介技术的特性、社会制度的塑造等结构性因素，还是社会心理、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能动性的因素。第二个层面是将网络媒体与传统的大众传媒相比较，看新媒介技术的加入构成了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秩序怎样的关系，塑造了怎样的传播与沟通环境，是强化了还是扭转了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趋势。正如本文标题所示，文章得出了在实然层面当下中国的网络媒介延续甚至强化了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的结论。但是秉承哈贝马斯所代表的批判理论传统，作者也将在文末指出新媒体技术在应然层面对于建设理想公共领域、推进民主政治所能够做出的贡献，以及要实现新媒体的解放性潜能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条件与努力的方向。
德国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规范性界定以及"重新封建化"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一个较为详细的定义如下：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Habermas, 2001: pp.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