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活”一族
有多少职场新人每天早上睁开眼就是一串数字：房租1000、水电500、交通300、吃饭1000、娱乐500、人情往来不等……本地毕业生有父母照应补贴，外地生们却是所有生活开支就指望着一点微薄的起薪，尤其是在“居不大易”的北上广。
在上海度过几年过客生涯后，陈虹(化名)终于决定接受父母在江苏老家为她谋得的工作，回家乡发展。2009年毕业后，她进入上海一家传媒公司工作，月薪3000逐步提升到6000多，但经过几年无可奈何的月光生活后，发现自己的青春没有攒下经济基础。
房租是所有开支中的大头，陈虹先后换了五六个住处。为了压低房租开支，她经常与人合租，她租过每月500元的床位，也租过客厅里用木板隔出的每月1000元的“单间”，对她而言，“有床、书桌、空调和网线”就可以住。
陈虹刚毕业时，即使花费每月三分之一的薪水在租房上，居住条件也并不如意。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会被隔成五六间，租给很多人，夏天空调用得狠，经常跳闸，物业来检修时，大家会默契地按照房东交代，说是一个公司的同事，彼此认识，因为“租客成分太复杂会给房东惹麻烦”。
陈虹习惯了“家”里来来往往的陌生人，也习惯了忍受“二房东”的抽成。每个地方都有一个直接和房东打交道的租客，租下整个单元，再按间或按床位拆分转租给其他人，自己赚个租金差价。“有一次我替二房东把租金给房东，才知道他加了几百元。”
大城市的高租金不但推高毕业生的生活成本，也令他们没有安全感。为了规避中介高额的手续费，陈虹经常在网上找房子，租赁双方签一份手写合同，交租金时她会拿到一张手写的收据。陈虹展示的一张收据中，“兹定于”被写成“滋定于”，她知道这些错别字连篇的协议并没有多少保障。“有一次我签了协议付了1500元押金给房东，搬进去才发现约定的电视机等家电都被房东搬走了，理论了半天，房东只退了一半押金给我。”
租房遭遇的种种乱象陈虹都已习以为常，不过她最大的噩梦就是房东跳价，年底房东经常会提出在原来租金基础上浮100-200元，对于她而言这又是一次搬家的信号。
和很多在异地辛苦生活的女孩子一样，房租压力让陈虹没有太多闲钱买昂贵的衣服，而且搬家频繁，衣服就是个累赘。她也不能随心所欲出去吃大餐，陈虹会给自己做饭，中午带饭菜到单位用微波炉加热，虽然这在夏天很不方便。
陈虹也希望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如果租金是用来还房贷，多年后至少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但上涨的房价让她只能苦笑着算算下一个交租日。
相比后面几届毕业生，70后王洛(化名)是幸运的，因为她实现了安居的梦想。她大学一毕业就在上海一家房地产企业工作，起薪2000多元，第一个住处是楼梯吱呀乱响的老房子。
王洛最早租住在黄河路附近某条里弄的三层楼老房子，她的房间在走廊最尽头，每当她提着大包小包购物袋回家，只能侧着身子踱进房间，因为走廊三分之二空间堆满了各家的杂物。王洛很疑惑，家里清清爽爽，善于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上海人家，怎么喜欢在门口堆这么多垃圾。另一个让她难以理解的现象是，邻居永远只扫家门前那块走廊。
“蜗居”的那段日子，王洛每天早上在弄堂里买煎饼或包子，在里弄人家的烟熏火燎中去上班，走出弄堂拐个弯，高档楼宇堆砌出摩登城市的繁华。
因为出道得早，王洛还有通过努力实现梦想的机会。2003年楼市飞涨，已经工作几年的王洛小有积蓄，跟几个同事凑钱付首付，买了一套期房，不到3个月转合同出手，赚了一倍。她用这笔钱加上东拼西借凑足首付，买了一套50多平方米单价8000元小户型，并在30岁以前还清了贷款。
而眼下，房价让大部分草根出身的85后毕业生丧失了靠薪水在一线城市买房的机会，现在登台的90后更是如此。面对房价和物价水平上扬，起薪却在下挫的应届生，似乎只能“裸活”了。
一些人性化的公司在薪酬设计时会考虑员工的生活成本，当外地员工和本地员工从事同一岗位时，暗中给前者开高一些薪水，补贴其生活开支。但也只是个例。“一般为公司主营方向的岗位，薪水才开得比较高。用人单位不太会顾及员工的生活成本，最多只是一些地处豪华写字楼的公司会提供些用餐补贴。”陈奇说。
拿着连生存都困难的起薪，毕业生更谈不上让自己的教育投资“回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