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扩招惹的祸？
事实上，新“读书无用”论始于2003年，当时的国人第一次发现大学生竟然存在“就业难”的尴尬。值得注意的是，那一年恰逢大学扩招后的第一批学生毕业。而1999年的高校扩招政策也被许多人认为对后来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难辞其咎。殊不知，当年扩招政策不仅是一项教育改革，更是对当时中国的一针经济强心剂。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的《2012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出口贸易额锐减，同时国内又出现了通货紧缩的现象，消费市场不景气，经济发展缺乏原动力。为了减弱压力，不少学者将目光转向银行的8万亿私人居民储蓄，希望通过高校扩招并收费的方式将这些存款引入教育消费。
在扩招前，恢复高考20年的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18-22岁年龄段人口之比)从1.55%升至9.76%。国际上通常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扩招可以“一箭三雕”：首先通过拉动内需，刺激消费缓解国家面临的通货紧缩压力，实现中国经济“软着陆”，减少亚洲金融危机对国民经济的不良影响；其次，解决中国高等教育长期面临的经费投入不足难题，促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此外，扩招可以吸纳部分高中毕业生，延缓他们的就业时间，至少可以给大量因国企改革而产生的下岗职工让位。
1998年11月，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上书国务院总理，首次提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一个月后，教育部制定了《面向21世纪振兴行动计划》，计划到2000年使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1%，2010年接近15%。
1998年，中国大学新生人数为108.4万，但1999年的招生人数一下子跃升至159.7万，增幅高达47.3%。上海姑娘小金至今都记得自己2003年复旦本科毕业后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尴尬：“校园招聘我几乎都去了，也有一些公司的面试机会，但总是拿不到理想的offer。当时大家的起薪预期也从3000元一路降到‘白菜价’1500元，当然，这只有不考虑租房的本地学生才能承受。我后来去参加了公务员考试，笔试通过了，就去离家最近的区统战部面试，想不到遇到了同班同学，正在感叹‘同室操戈’的时候，我们的大学辅导员也走了进来，她当时研究生毕业，和我们竞争同一个职位！”
事实上，自1999年扩招以来，念大学就不再是件“稀罕事”——2002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达到了教育部制定的2010年目标，2005年以来始终超过20%，2012年更是达到30%。
而从2004年开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逐渐来临，农民工“用工荒”问题日益凸现，一些人开始质疑：如果中国的大学保持精英教育，而让更多高中毕业生成为蓝领技术工人，“就业难”和“用工荒”问题是否也就迎刃而解？
“主要问题不是大学生太多。”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左学金博士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大学生比重还不够，国家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为何现在就不能容纳这么多大学生呢？”在左学金看来，扩招本身没有错，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都存在不少问题，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较差；另一方面，中国中小企业创业的商务环境较差，劳动力市场分层和社会流动性差，这些问题造成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愿意去当公务员或去事业单位、大企业等有保障的单位，而不愿意去创业或去民营企业打拼。
今年上海青浦区城管大队计划招收城管队员60名，引来数百人报名，最后通过笔试进入面试环节的180人中，有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高校2名博士和119名硕士，还有一名来自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海归”。姑且不论城管是否需要研究生学历，毕竟这工作在上海可是“铁饭碗”——2011年起，上海城管开始参照国家公务员待遇，招录纳入公务员考试后，各区街头都出现了硕士城管的身影，仅青浦区城管执法大队先后有9名硕士入职。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也认为大家不能把“板子”打在扩招的身上：“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更容易吸纳低端劳动力，因此对农民工需求大，而对高端劳动力需求不足。”李长安还告诉《新民周刊》，“青年就业率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问题，现在希腊、西班牙的青年失业率超过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