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并通过改革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比如提高最低工资，加大对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的支出、征收遗产税、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等。
三是在城市化已经超过50%的情况下，未来10年，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也将提上日程，实现人人平权。
四是财税制度的进一步改革。1994年前后进行的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了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形成了持续规范的财政增收机制，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推动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但改革进行到今天，一些问题也浮出水面。比如地方财政对土地、房地产的依赖越来越大，投资上项目的冲动高昂，不仅推高房价，引发社会问题，更存在相当的金融和经济风险。1994年的改革对公共产品的投入考虑不足，而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称，不仅导致地方财政困难和债务上升，影响社会事业的发展，还成为地方乱收费的根源之一。
最后，从全球角度看，未来10年乃至30年能够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外部冲击的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界，主体则是一批金融机构。出于未雨绸缪的需要，中国应该借助西方金融危机的机会进行布局。这种方式既非为了抄底，也非为了短期效益，而是通过获得知情权、影响力甚至控制权，确保未来10年甚至30年、50年的经济稳定和安全。此次金融危机向全世界展示了华尔街对白宫的影响力，假如中国能够对这些金融机构产生影响，其政治效应不可估量。
未来10年，凭借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各项改革措施得当，再加上城市化的强大拉动，投资、消费、出口的潜能以及后起国家的赶超效应仍然存在，中国必然会化解目前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巨大挑战。中国仍将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并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不仅能为中国深化改革提供更充分的物质保障，也会增强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以及对抗外在压力的能力，中国将从“经济发展导致政治稳定”的阶段过渡到“政治稳定未必一定依赖经济发展的阶段”。
未来的中国，正如2009年达沃斯论坛主席施瓦布教授向温家宝总理提问时所表达的：“过去，我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中国的发展打了很多问号，但每次这些问号都被你们用漂亮的成绩回答了；这一次，尽管我也有问号，但我不怀疑中国会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