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东西方虽然都是从全国选拔人才，但由于制度原因，西方却不能从全国的层面使用人才。西方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需统统大换血。这既造成人才短缺，又造成人才浪费，更造成政策的非连续性。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这也是为什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去世后，整个西方都在呼唤何时才能再有后来者。
而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则完全不存在西方这种体制性弊端。
本次人代会，中国进行了大部制改革。素有“铁老大”之称的庞大利益集团铁道部被成功纳入改革轨道并最终被取消。而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却在试图解决“控枪”问题上再走麦城。由此可看出，和西方相比，中国体制可以非常有效地保持政治独立性。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就了两大力量的崛起：资本和民众。今日中国已从三十多年前政治力量主导一切演变为民众、资本和政治权力的三方博弈。
在西方，这三种力量博弈的最后结果是产生了以普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众通过选票获得了对政治的控制权，而普选导致的高成本又为资本提供了影响政治的空间。至此，政治权力成为弱势，民权和资本的权力事实上主导了西方各国，这种模式运行的结果不仅导致了美国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次贷危机，更令危机中坚持改革的政治人物被淘汰。
意大利前总理蒙蒂是“二战”后唯一不由民选产生的，却又被欧洲认为是“二战”以来最为出色的领导人。但他在执政期间实行的正确和必要的紧缩政策，引发了选民的强烈反对。结果他在今年的选举中惨败。他的政党在参议院315席中仅获得18席，众议院630席仅获得46席。类似的例子还有以理性著称的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00年就未雨绸缪实行今天危机中国家的改革政策，也被选民赶下台。至于浪漫的法国，上世纪90年代希拉克就想改革，结果引发全国大规模抗议，至此改革冻结。就是经济危机来临之后，在民众的压力下，改革也依然难以启动。这样的政治现实，导致政治人物退缩保守，不敢面对现实，致使问题越积越重，最终形成全面危机。
事实上，今天的西方，政治人物讨好选民已经达到荒诞不经的程度。现在巴黎市政府选举在即，为了笼络选民，竟然宣布近期随地扔垃圾将不再罚款。此前规定每个烟头要罚35欧元。法律在民众面前竟然变成了儿戏。
中国传统上政治都是强势并处于独立状态的。为了避免政治自身不受控制，发展出了“民本主义”（民为贵，君为轻）、“天命”理论。 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为民和执政的有效性上，一旦违背，其合法性即丧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时还发展出一套政治权力的自我制衡机制。
直至今天，中国政治独立性的状态和传统依然如故。今日中国，虽然三种权力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国一级，政治权力仍然有最终的决定权。所以，一些很困难的决策、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策，都能够执行。
至少从现实角度看，一个以追求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导的制度，一个以追求福利为核心的民众主导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远远低于相对中立的政治权力主导的制度。今年4月30日在法国播放并早早就引发法国关注、让 米歇尔 卡雷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新帝国》，由此提出这样的结论：“在西方，是金融家们掌控政权，在中国不同，中国是由国家控制大公司和银行系统以及能源。”
整体而言，从实证的角度看，西方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即使偶尔出现负责任有魄力、敢于正视现实和注重长远的领导人，也往往被选民选下台。所以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