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编左方:《南方周末》是怎样炼成的

2013-01-04 07:20  来源:腾讯嘉宾访谈

  阅读启蒙

  到九婶家住了半年,她就生病死了。我没办法,只好又回到槎头念小学四年级。我有一个伯父在天津,他是一个小印刷厂的老板,他知道情况后,就把我和堂哥,1947年接到天津去,我当时念小学五年级的下学期。

  我伯父家,是一个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家庭。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伯母对我很慈爱,大哥和二姐、三姐对我都很关怀,但是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大姐。大姐是一个喜欢文艺思想进步的青年。我去的时候,她已经不在天津了,她跟他的男朋友想跑到解放区,结果被发现拦住了,就留在了河南。后来她在河南一个煤矿里工作。但是,她留下来很大的一箱书,有鲁迅的,还有巴金、矛盾、曹禺的。我都拿来读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

  但是,最对我有影响的,是箱子里边有很多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这是一本政论性杂志,主要是分析国共内战的形势,以批评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为主。我当时还是小学六年级。而我对留下来的这几十本杂志,很有兴趣地把它们读完了。这可能是我后来政治意识的一个启蒙。

  1948年天津就解放了,我刚好小学毕业。我的堂哥在念中学时,参加了当时地下的民主青年联盟,这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天津一解放他就参加革命了,叫南下工作团,一直跟部队进了广州。

  弃学从军

  我毕业以后在天津市立第一中学念书。到了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那时我是初中二年级只念了一个月,我决定参军。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让我的下一代再成为国难孤儿,我要把侵略者挡在国门之外。我记得我当时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投笔从军去,铁血咏史诗。我就是要用铁和血来书写自己的历史。

  我马上报名,很快就批准了。让我去一个学无线电的军校培训,正式入伍需要等一个月。我伯父很紧张,因为我是独子,如果我在参军之后牺牲了,就没法给我妈妈交代,就写信给我妈妈。

  叫我妈妈连续打了三次电报,先说她有病入院,后来说病重病危,要我回去看她。当时我很犹豫,我很担心回去回不来了。我伯父就讲,你要为你父亲报仇,我们支持,但是你妈妈病了,你哪怕回去看她一眼也好。我说我回不来怎么办?他说我给你回程的路费,你看完母亲自己买车票就可以回来了。

  我相信伯父的话,回到广州,我妈妈根本没有病。到第二天起来,我发现我的钱给我妈妈偷掉了。我当时就跟我妈妈吵起来。我妈妈就说,如果你一定要参军,我就要跟你脱离母子关系。

  我这个人的性格很叛逆,当时就说脱离就脱离。马上跑回家乡槎头,找土改队,叫他给我路费回天津。我说我已经是参军了的,你们应该给我路费回去。土改队长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你钱。你要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村正在扩军,你来领个头不是更好吗?我想反正也一样,就同意了。

  他马上要现填报名表。其实左方不是我的真名,我的真名是黄克骥。我填表的时候,我就说我妈妈已跟我脱离关系,我也不姓黄了,我跟我的堂哥姓,我堂哥参加地下民主青年联盟的时候改名叫左文。我要改姓左。但叫什么名好呢?刚好土改队长桌上有一张《南方日报》,他就指着这个方字,你就叫左方吧。我说好,就叫左方。左方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杀人训练

  大概有一个月,就到部队去了。那时我还没满16岁。参加的部队叫珠江军分区独立16团,是个边防部队,主要是守卫澳门和香港边防线,同时负责剿匪反霸。我们这个连叫做警卫通讯连,负责警卫工作和通讯工作,同时也负责镇压反革命。

  我进了连队,就专门受过怎么样枪毙犯人这种训练。要打在犯人背后的左侧,说穿心过肺一枪就可以毙命。那时正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把判死刑的权下放至县团级。我们的团长政委就可以判犯人的死刑。

  当时我们连负责枪决的人相当多,差不多三两天就枪毙一个,对我们来说等于是轮值日一样,枪手轮到谁就是谁当。一次轮到我,押赴刑场的时候,我拿着一支三八枪在犯人的后面,我还不觉得害怕。但是部队有规矩,临到刑场就吹号,一吹号我的心就跳得很厉害。

  连长看到我手也抖脸也青了,就过来问我:小鬼你怕了?没想到犯人很镇静,他回过头来跟我讲:小同志,打好点,今生报答不了你,来生报答你。他这么一说我怕得更厉害了。

  在刑场,连长将我的枪接过去,然后把他的手枪给了我,他说我先打,你来补枪。连长可能有意不打死他,将倒下的犯人翻过来叫我补枪。我看到血从他的脖子那里直冒出来。他可能声带断了,只是张大嘴喊,没有声音。我慌得很。连长说,你再不开枪我就毙掉你。我就闭上眼睛大概打了六枪。我也不知道打在哪里。

  回来之后,我觉得好象是大病一场虚脱的样子,晚饭也没吃。有一个调皮的战友在天台上喊我:左方,上来有好东西看。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呢,跑上去,原来我枪毙的那个犯人就住在我们住的老百姓的民房隔壁。他老婆把他的尸体摆在院子里,帮他洗血,用棉花塞枪洞,我一看就更加怕得很。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站岗的。睡我旁边的一个老兵,他对我说,今天晚上叫你起床的时候,你叫醒我,我替你站岗。我当时很口硬说:不喊。但是后来带班把我叫醒了之后走了,我要独自出去,出了门没走几步,觉得到处都黑洞洞的,马上就退回房间。我把子弹也推上膛,刺刀也上了,但是走不了多少步,又觉得很恐惧,又退回营房。

  只好把这个老兵叫醒,让他带我站了这个岗。明天全连都知道我在晚上不敢站岗。我这个人在连队很活跃,大家说我有点小英雄主义。所以,这时候大家都拿我来取笑,我当时就很生气地去找指导员。我说下一次再有一个,再要我枪毙一个,我说大家都在笑我。

  当时连指导员跟我说,你昨天枪毙的那个反革命分子,是有七条命案的。如果这七条命案是你的父母、兄弟,我想你拿刀宰了他都敢。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人民的血债就是我们的血债。我们要为人民讨还血债。到晚上晚点名时,没想到指导员表扬我,叫大家不许再跟我开玩笑。

  除了这个,我在部队也参加过土改,和当地农民一起批斗地主,也跟农民“三同”过睡在一张床。1962年,我们这个团就奉命调到朝鲜去。入朝前,大练兵一个月。每个人打了三颗子弹,扔了两颗手榴弹,一个是中式的,有一个是美式的。

  当我们扔美式手榴弹的时候,许多老兵就私底下议论,可能我们要到朝鲜去了,不然为什么要我们学扔美国的手榴弹?美国手榴弹是一个鹅蛋型的,我们是有柄的。还拉了一个炸药包,学会了炸碉堡和挖防空壕,接着练急行军。

  第一次是80里,然后90里,100里,接着就宣布我们这个团要到朝鲜去。我记得宣布的那一天,整个连大部分的战士都哭了。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连。除排长以下的都是从国民党解放过来的兵,他们都没有文化,和日本鬼子和解放军都打过仗,他们很害怕美国。

  我当时年轻气盛就骂他们,当兵就是打仗嘛,有什么好哭的?他们不吃饭,我说你们不吃,我一个人吃。他们就讥讽我,说你别在这里吹牛,真正到了朝鲜,你没听到机关枪响,只听到炮响就要撒尿了。

  宣布赴朝第二天就出了两个事,一个是有一个逃兵给抓回来,在全团大会中枪决了。另外有一个老兵晚上拿着一个手榴弹想强奸一个女孩,他把手榴弹的环扣在手上吓唬那个女的,那个女孩也不懂手榴弹性能就跟他抢,结果拉响了,两人都被炸死了。出了这两个事整个团都静下来了。

  接着就坐着一列军车去朝鲜了。这是一种货运列车,我们都是打开铺盖睡在车厢里。但是那时候大家都跟平常一样,打扑克开玩笑,好象没有当时宣布赴朝时的那种气氛了,情绪都是很好的。我们都不用煮饭,到吃饭的时候列车在站上一停,老百姓就送饭送菜来,敲锣打鼓送慰问袋。那时候战友们情绪还是很高的。

  到了安东,现在叫丹东,部队住下来后,我就看到很多伤兵从朝鲜那边运过来,有些是炸了腿,炸了手,用个白布盖着,布都是红的。我这个时候才真正知道战争的残酷性,心里边也开始惧怕了,晚上还发过恶梦。但是赴朝作战的决心并未动摇。

  待命秀才

  不久,部队就过江了,过江前一天宣布我留下待命。我问连长留下待命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你欢送我们过江之后,回到营房就有人会来接收你。我就看着部队过江,回营房果然有人在那里把我接到另一个地方。那里有一百多小青年,都是有初中学历的,我们一打听,据说中央军委有指示,说一个连有初中学历的不许超过五六个人。可能我们连超过了所以将我留下来。在1950年,初中生是很宝贵的,被称为小秀才,小知识分子,很快就给我们体检。

  体检之后,我们都分配了,有海军的,有坦克兵的,有高射炮兵的,有空军的,我被分配到空军到航空第七预备总队学文化。要求我们学一年学完代数、三角、几何,和物理的力学和电学,还有部分化学课程,根据学飞行的需要,这些课程要达到高中毕业水平,这是一种速成的学习。

  我到第七预备总队不久,接到在朝鲜的连长来信,说我们的部队已经减员了一半以上,大家都很勇敢,主要是死在美国的飞机下面。他们知道我现在调到空军,大家都很高兴,希望我赶快学会飞行,去跟美国飞机较量一下。

  在这一年的学习里面,我是非常拼命的。我毕业时,我大小考试,包括作业,没有得过一个4分,当时是5分制,80分以上就是5分。但是体检,说我的视力有点减退不能飞行,可能我经常晚上到路边看书,结果其他成绩差的同志都分配到九航校学飞行了,我却调到七航校学机械绘图。

  欢迎点击进入《大师》访谈汇总页

  版权声明:本实录欢迎转载。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腾讯《大师》访谈录。

责任编辑: 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