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警队集团腐败
“葛柏案”只是1970年代香港警察腐败的一个缩影。
在1974年之前，香港最为严重的腐败就是警察腐败。廉署的咨询委员会曾表示，当时半数以上的投诉都是关于警察腐败的。
《百里渠报告》这样写道：最坏的一种贪污形式就是反贪污办公室所说的“集体”贪污，就是说整个团体的警员都参与了收取和分配赃款的活动，如某些警察组成小组，从非法出租汽车司机、赌场老板及其他不法机构收取金钱。在这里“收钱”的含义往往远远超过贪污的真正意思，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勒索，辅之以含蓄的暴力恫吓等。
当时，警察系统的集团式腐败涉及赌博、毒品交易、性交易、无证售卖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同时，主要的警察腐败案件都是发生在一线执勤人员层面，从上到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贪污活动。
据估计，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整个警察集团每年从黄、赌、毒场所获得的贪污贿金高达10亿港元。
贪污所得是按照等级自上而下来分配的。以处理交通事件中的受贿来说，香港的出租车、卡车、货车司机常常通过贿赂警察来解决违章问题，以免受惩处或少交罚金，这笔钱每个月大约有6.5万港元。一个普通警员可得到50港元，警士得到150港元，总督察得到1000港元，分区警司可得到3000港元，高级警司得到4000港元。
作为香港警队总警司，葛柏收黑钱的范围遍及香港岛、九龙、新界各区及离岛。交黑钱的单位多达3000多个，包括字花(一种赌档)、外围赌马、外围赌狗、歌厅、舞厅、妓院、麻将学校、鸦片烟档等各种涉及黄赌毒场所。
外籍警司韩德从事警察职业19年，其间共攫取了500多万港元的非法财产。他最终于1973年因腐败入狱，在入狱时面对记者十分坦然地说：“我只是运气不好，碰到点子上了。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
自从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之后，警察集团式腐败就成为其打击的最主要对象。廉政公署的年度报告称，在1970年代中期，实际上每个地区的警察分支机构都存在至少一个腐败集团。直到1970年代末期，廉署才彻底将集团犯罪铲除干净。
以尖沙咀警署为例，1977年9月至10月间，廉署对该警署采取了大规模的行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廉署逮捕了260余人，其中警司级和总督察级的高级警务人员便达22人之多。这个数字意味着将整个尖沙咀警署给一锅端了。
廉署最初几年对警队的强力扫荡也引起了香港警队的反弹，并引发了1977年的“警廉冲突”。
当年10月28日，超过2000名警务人员，在港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廉署权力过大，要求政府压缩廉署的权力。这些警务人员浩浩荡荡地抵达中环的警务署，向警务署长递交了请愿信，之后又向附近的廉署总部进发，这些执法人员居然冲进廉署破坏财物并且殴打廉署人员，一时场面极为混乱。此后几日，警员继续上街滋事游行，形势一度近乎失控。
最终，11月5日，港督麦理浩颁发“特赦令”化解了这一危机。麦理浩宣布，在1977年1月1日之前，曾经贪污而未检控的公务员可以获得特赦，但案情特别严重，或者逮捕令已经发出的除外。另外，立法局也在同日通过了一项紧急法令，授权警务署长对任何不服从命令而进行抗议的警务人员立即开除。
肃贪的效果也显示了特赦制度的成效。廉署报告称，1974年开始，警察腐败的投诉率从45% (1974年)锐减到30% (1984年)，继而到13% (2002年)。集团腐败已经成为过去式。而另外一个数据也表明，廉署在最初的3年内(1974-1976年)侦办了政府内部所有的集团式腐败，共起诉了247名政府官员，其中包括143名警察官员。进入到1980年代后，廉署侦办案件中涉及警察腐败的数量已经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到1977年，廉政公署专员姬达在向港督汇报时说，“本港凡10名以上公务员联手贪污之集团，均已全部粉碎。”一组数据也可以充分证明这种打击警察腐败取得的成效：1977年起诉警察官员126例，1978年下降为62例，1979年则降至44例，到了1980年降至29例。
虽然在后来的发展中也出现过短暂的人数上升，例如1984年(42例)和1985年(36例)，以及1995年(58例)和1996年(32例)，但总体而言，其是一种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些零星出现的较多案例与1970年代时期的集团式腐败性质是不同的，作为一种盘根错节的集团式犯罪的根基与土壤早已被廉署铲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