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题4 行政长官普选与“占中”
图：“香港行政长官普选研究”论坛4月15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引发香港社会广泛关注
阅读提示：有学者认为以公民抗命的形式发动“佔中”是希望寻求社会共识。但有学者提出公民抗命并非国际共识，多针对法西斯和独裁政府，是政府违法在先，而香港并无此情况。且香港居民构成复杂，“佔中”面临无法保证行动者全都是公民等技术难题。
戴耀廷：为什么“佔中”？身在香港，我相信今天在座各位都是很爱国很爱港的，我们想国家强大，也希望国家进步，也都看到香港面对?很多问题，在判断上面，我们可能未必有完全相同的，但是，我们的心是完全一样的，大家都希望去找到一个出路迎接香港现在面对的各种的困难。公民抗命在其他国家所採用的原意都是一样的，正如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在推动黑人平权是採用公民抗命的形式，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公民抗命在社会上产生一种张力。我跟莫（纪宏）教授的区别就是，我是一个宪政学者。宪法和宪政的差别在哪里呢？宪法是当权者的管制工具，宪政则是要求宪法必须对政府的权力作出制衡。
汤家骅：“佔中”与台湾佔“立法院”，有非常不同的意义。台湾是已经有了一个民主的体制，我是比较难理解，既然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民主的体制，为什么还要去佔“立法院”，因为我不是台湾专家，在这里我就不便评论。“佔中”呢，我们是可以提的，我们香港是没有民主体制的，尤其是在有政治倾斜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觉得别无他法，然后用一些特别的表达方式，在某个时段，如果我们真的在普选上达不到共识的话，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理解“佔中”行为的，甚至我个人也都有可能会去参与的。
莫纪宏：什么叫公民抗命？公民抗命是比较宪法学的概念，不是所有国家的宪法学都採用这个概念。最早它跟魏玛宪法的抵抗权联繫在一起，它特指当这个政府不听人民的了，人民没有合法的渠道表达自己主张的时候，这个时候人民就可以起来进行抵抗。它处理的是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戴教授现在想把这个问题付诸于实践，我一直不了解，一个搞宪法的人怎么会有这么样一种思维。第一，香港提名委员会还没提名呢，提名委员会是不是反映民主的要求，结果还没出来呢，你就认定要抗命，这是不是主观预判吗？你的根据在哪，你抗什么？你抗合法的东西？第二点你的技术手段是什么，你怎么保证你组织起来的叫“公民抗命”。因为香港很复杂，按照基本法规定，香港分为香港居民和其他人，香港居民有中国籍和没有中国籍的，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打出一个公民抗命的概念，公民有特定内涵，必须要有这个国家的国籍啊，你怎么能保证按照你的设想，你组织起来的人一呼百应，10万个人中间你保证他都是公民啊，有中国籍啊？如果60%的都是不具有中国籍的，或者都是外国人，他给你瞎起哄，抗的是谁啊，把外国人都鼓动起来了，你来抗特区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那么你想达到什么样的政治目的呢？这个后果发生了之后，你这个公民抗命的法理愿望能实现吗？我觉得这个行动恐怕没有社会责任感，理论上也不是很清晰。
戴教授说我是宪法学者，他是宪政学者，宪法和宪政不一样。可能不学宪法的人不知道区别，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宪政这个词是英美文化的产物，大家去看一下布莱克词典，宪政是anti-democracy，就是反民主，是英美文化的发现，法国大革命都是用人民名义把别人推翻，把别人送向断头台，结果导致政权混乱，所以对这种极端性的民主用宪法的方式来限制。虽然肯定民主，但要让民主在宪法的框架内运行，这才叫宪政。我们的“文革”为什么会发生内乱，两派都是代表人民，都是要为民请命，都是跟?毛主席，最后没法收拾。一位宪法学者缺乏社会责任感，想的东西没好好想清楚，就付诸于行动，大家不太懂宪法容易被概念所迷惑。戴教授好像要慷慨就义似的，我不是希望他那么干的。你为谁而牺牲啊？你把合法的东西说清楚了吗？你知道你有什么合法的权利吗？你把合法的权利放在一边，就要争取非法权利。这不是我们宪法学者的态度。
骆伟建：公民抗命是指一个政府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做，我们是维护法律的权利去抗命。如果一个政府完全按照法律做，你怎么能抗命呢？如果真的可以抗命的话，那我们不要法治了。他这个逻辑也搞错了。公民抗命是政府违反宪法在先，如果政府严格按照基本法做，你能抗吗？如果这个也能抗的话，那还要基本法干什么？今天我们有了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说不管什么方案，我们都是在探讨怎么符合基本法。支持公民提名、政党提名的学者也在问：你跟我说说看为什么违反基本法？说明他的潜台词就是说只要符合基本法就行，违反基本法的那就不行。说明我们有共识。经过今天这个讨论，我们达成了共识。其次我们才来解决，什么才叫符合基本法。
王振民：公民抗命，我们看世界各国的歷史上，一般是针对法西斯政权、独裁暴政进行公民抗命。我就不清楚我们特区政府是法西斯政权吗？我们今天的民主程度还不如回归以前吗？为什么回归以前没有公民抗命，156年没有普选，没有让我们去选择我们的行政长官，难道我们今天的政府还不如回归以前的政府宽容吗？这么包容还不如一个法西斯政权吗？所以我觉得，公民抗命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做法，是对极端政权採取的做法，不是一种常态。今天香港的法治、基本法，为香港居民、各界反映意见提供了大量的渠道，有很多合法的渠道，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打开的。
我觉得香港700万居民真正的忧虑，恰恰是一旦香港失去了她的繁荣稳定，国际投资者不再把香港视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大量的人因企业的关门而失去工作，……我觉得这是700万人最大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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