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何用“反清复明”宣传革命？

　　与俄国人的交往

　　如果说，在《伦敦蒙难记》中，孙中山将自己的革命意志讲得比较含蓄，那么，到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初，他在和一位俄国人谈话，推荐《伦敦蒙难记》时，就讲得比较激烈、袒露了：

　　俄人：您相信在中国有可能爆发一场进步的人民运动吗?

　　孙：噢，当然啦。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期望当今的中国政府能在时代要求影响下自我革新，并接触欧洲文化，这等于希望农场的一头猪对农业全神贯注，并善于耕作，哪怕这头猪在农场里喂养得很好，又能接近它的文明的主人。

　　俄人：您希望在中国有什么样的制度来取代现存的制度呢?

　　孙：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此外，还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它也就得不到发展了。时至今日，这种文明已经和人民群众完全格格不入了。

　　在近代中国长期存在着中西文化之争，一派主张发扬光大中国固有文化，一派主张充分吸取欧洲文化。孙中山在这场争论刚刚露头时就提出了比较正确的主张，即“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但又不“全盘照搬”;中国的固有文化因为缺乏与异种文化的比较、选择，已经得不到发展，落后于时代，脱离于人民，必须改造、重铸。谈话最后，孙中山回到革命这一主题，表示要有武器才行，在中国，人民的起义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当年年底，这位和孙中山谈话的俄国人将《伦敦蒙难记》全文译为俄文。不久，又被日本人宫崎寅藏译为日文。

　　孙中山在伦敦接触的俄国人不止一个。他自己回忆，在图书馆里看书的时候，曾经遇到几位俄国人，知道彼此都是革命同志，俄国人问孙，中国革命何时成功?孙虽经广州起义失败，但“卷土重来之气正高，心中希望一二年内就要再举，再举又必期成功”，不过，为了表示稳健，便回答：大约三十年可以成功。俄国人很吃惊，表示说：

　　大概一百年后能够成功，我们便大满足，此刻正是在奋斗。成功虽然在一百年之后，但是现在不能不奋斗。如果现在不奋斗，就是百年之后也不能成功。因为要希望一百年可以成功，所以我们现在便努力奋斗。

　　孙中山听了俄国人的这段话，觉得很惭愧。从那以后，孙中山便经常环游地球，一面考察各国政治得失、国势强弱，一面从事革命运动。据孙自己估计，他约计每二年绕地球一周，到武昌起义前，大概绕过地球六七周。每当有人问他：“不知道失败多少次了，为什么还不丧气，总是这样热心呢?”他便用在伦敦图书馆里和俄国人的谈话回答：“我不管革命失败了有多少次，但是我总要希望中国的革命成功，所以便不能不总是这样奋斗。”

　　和英国人合作写书

　　在伦敦期间，孙中山还计划和英国人柯林斯(E.Collins)合写一本书，由孙中山陈述事实和见解，柯林斯加工、整理。1897年3月1日，该书的部分内容以《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为题发表于伦敦的《双周论坛》。文章尖锐地抨击当时“根深蒂固遍及全国”的贪污，认为“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文章宣称“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并不是同义语”，“全体人民正准备着要迎接一个变革”，“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援助仅是英帝国以及其他列强善意的中立”。不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人，希望在推翻清廷的革命斗争中，能得到列强的理解和同情，保持“善意的中立”，这是整个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本文已经勾画了它的大体轮廓。

　　孙中山和柯林斯合著的另一部分以《中国的司法改革》为题发表于伦敦《东亚季刊》第1卷第1号。文中，孙中山揭露清廷司法的黑暗与残酷，将之比喻为希腊神话中国王奥吉亚斯的“牛圈”，养了三千头牛，三十年中从不打扫，粪秽堆积如山。孙中山声称，清廷司法的惨毒是“促使我从事中国的改革事业，以把我的同胞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的主要动机之一”。

　　曾在中国长期传教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这时正在伦敦。李提摩太担任过英美基督教新教教士、外交人员、商人、在中国创办的出版机构广学会的督办，编辑《万国公报》。他和孙中山之间有过辩论。孙中山认为，满清官吏贪赃枉法，必须由汉人代替满人执政。李认为满汉各有优劣，须在政府的中心部分作根本改变;中国需要改革，而不是革命。二人谁都没有说服谁，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

　　(七)离英东返

　　1897年7月1日(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二日)，孙中山乘轮船离开英国。从去年登岸到此次离去，孙中山在英国共生活9个月，跨越两个年头。

　　伦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发源地，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6月，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诞生于这个城市。次年，《共产党宣言》在这个城市出版。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在这个城市成立。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曾经成年累月地在伦敦的博物馆里收集资料。孙中山到伦敦，正是马克思去世后的第15年，《资本论》英文版出版后的第9年。马克思读书的伦敦博物馆，孙中山也多次去阅览，认识该馆东方部主任道格拉斯。后来，孙中山自述：“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所由完成也。”孙中山一辈子崇敬马克思，称他为社会主义的“圣人”，“集几千年人类思想的大成”，但是，始终不同意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提倡：“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关注中国经营网，每天了解商业天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