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资料图）
摘自：《帝制的终结》
最初的宣传品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等流亡日本横滨。横滨是留日华侨最为集中的地区，人数达三千余，占当时旅日华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10月底，孙中山在侨商冯镜如、冯紫珊弟兄的帮助下，在当地建立兴中会分会，冯镜如任会长。孙中山将《扬州十日记》及黄宗羲的《原君》《原臣》等著作交给冯镜如印刷，作为宣传品分寄海外。这是孙中山从事革命宣传活动的开始。
《扬州十日记》，王秀楚著，记1645年(清顺治二年四月)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在扬州抗御清军围攻，城破后清军进行大屠杀的史实。征服者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无所不为，据估计，被害人民在30万以上，甚至有说被害者高达80万者。《原君》《原臣》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名篇。《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公元1663年(康熙二年)，早于法国卢梭《民约论》100年，被称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共收论文21篇。其中《原君》批判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子之责任，“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孙中山使用这两种历史文献进行革命宣传，说明他所关注的不仅是排满复仇，而是指向皇权专制制度，是从民主主义出发的。
断发改装，赴美宣传
当时，清朝驻日公使裕庚抵任，陆续在横滨、长崎、神户各地派驻领事，外间传言日本政府将向清廷引渡革命党人。孙中山遂断发改装，离开日本，再到檀香山。他遍游各岛，宣传革命，筹集军费。时值广州新败之后，旧日同志灰心失望，应者寥寥。1895年12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清廷谕令谭钟麟迅速缉拿孙中山、杨衢云等人，广东当局以一千元悬赏捕孙，以一百元至二百元悬赏捕捉杨衢云、陈少白等14人。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香港英国当局宣布对孙中山的驱逐令，五年内禁止在港居留。
同年6月上旬，孙中山转赴美国旧金山，继续宣传革命，成效仍然很小，华侨听到革命、排满等字眼，大都掩耳避走。从旧金山到纽约，孙中山坐火车横穿美洲大陆，一路宣传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尽管孙中山口干舌燥，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能说动的不过数人或十数人。美洲华侨很多加入秘密会社——洪门。关于洪门的源流，言人人殊，其中一说创设于清康熙年代，为怀念明朝，力图恢复的遗老们所立。化名很多，有红帮、三点会、三合会、三河会、天地会、致公堂等。孙中山用“革命”的语言作宣传，效果不好，就改用洪门“反清复明”的传统语言做工作，大多数人也还是不明所以。万事起头难，孙中山的思想一时还难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被诱入驻英使馆
9月23日(八月十七日)，孙中山自纽约赴英国。早在当年6月，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说孙中山准备转往欧洲，就电令驻美公使杨儒，查明孙中山行踪，电告驻英公使龚照瑗。龚照瑗在得知孙中山来英消息后，立即与英国政府外交部交涉引渡，遭到拒绝，龚照瑗即雇用英国侦探社的侦探，计划监视孙中山。
9月30日(八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到利物浦上岸，英国侦探立即跟踪盯梢。10月11日(九月初五日)，孙中山在行经清廷驻英使馆时被诱入馆内拘留。龚照瑗决定将他秘密用船押回国内处理，孙本人也作了中途跳海，或被送回广州后严刑拷打，宁死也决不出卖同志的准备。在使馆工人科尔(GeorgeCole)和女管家霍维夫人(Mrs.Howe)的帮助下，孙中山旧日的老师康德黎得到讯息，采取赴警署及英国外交部报告等多项营救行动。10月19日(九月十三日)，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士勃雷侯爵(LordSolisbury)决定干预。10月22日(九月十六日)，英国政府以强硬措辞照会清公使馆，要求释放孙中山，当地《地球报》同时刊发号外，报道孙中山被囚消息，引起伦敦全城轰动。10月23日(九月十七日)，孙中山获释。至此，孙中山共被囚43天，死里逃生。
《伦敦蒙难记》的写作
孙中山被释后，于10月24日(九月十八日)致函伦敦各报主笔，对英国政府、报界和英国人民表示感谢，内称：“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他在接受《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特别说明：和旧式的“白莲教”不同，“我们的运动是新的，限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们大部分在国外”。除英国各报刊外，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香港以及上海的《万国公报》《时务报》等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孙中山的国际知名度因此大为提高。
在伦敦期间，孙中山应剑桥大学汉学家翟里斯(H.Giles)之邀，撰写自传，声称“心伤鞑虏苛残，生民憔悴，遂甘赴汤火，不让当仁”，因此决心“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这里，“三代之规”是套语，而“步泰西之法”才是真意。自12月5日(农历十一月初一日)起，孙中山逐日赴大英博物馆读书，开始在康德黎的帮助下写作《伦敦蒙难记》，叙述被挟持进入公使馆及被救经过。为了感谢被囚时给过帮助的英国工人科尔，孙中山将演说得来的几百英镑都送给了他。
《伦敦蒙难记》的英文本于1897年1月21日(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书中，孙中山激烈地批判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专制、无法、贪污、腐败，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他说：
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
孙中山尤其批判清廷所施行的文化禁锢政策：禁止人民阅读政治书籍、阅读报纸，不让人民了解世界大事;儒学经典“四书”“五经”，只允许人们诵读钦定的符合皇家意志的注释本，任意删节、曲解其中的具有反抗意味的成分，使人民成为“聋子”“瞎子”“傻子”和奴才。他说：
至其涂饰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尤有可骇者。凡政治之书，多不得浏览;报纸之行，尤悬为厉禁。是以除本国之外，世界之大事如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
孙中山形容，当时“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五四”前夜，鲁迅曾在小说《狂人日记》里将当时的中国比作“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孙中山这里的论述，要比鲁迅早20年。
孙中山认为英国人性格保守、和平，因此他比较强调兴中会最初偏重于“请愿、上书”等“积渐”而“和平”的形式。但是，朝廷“不特对于上书请愿之人加以谴责”，而且禁止此后的类似行动，因此才不得不“稍易以强迫”，“殆至和平无效，始不得不出于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