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社论：别了，司徒雷登！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前夕，国民党南京政府仓皇决定“迁都”广州。正当国民党感到万念俱灰之时，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拒绝随同南迁的消息犹如晴空霹雳传出，震惊了世界。
作为蒋介石盟友的美国，为什么在国民党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反而要落井下石呢？我们还是从为美国政府提出这一建议的美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说起吧！
司徒雷登为何对共产党爱恨交加？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家庭。1904年他从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不久就重返中国，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
1919年，司徒雷登就任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燕京大学的校长，开始从神学教育，涉足更广阔的世俗高等教育。是年，正是五四运动在中国兴起的时候，司徒雷登先生对中国学生的爱国激情予以了高度的评价。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他更是公开支持中国的反帝立场，认为外国列强应首先显示其以平等国家对待中国的诚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中国人民掀起了全民的抗日浪潮。司徒雷登不仅亲自参加燕大爱国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而且顶住日伪的压力，陆续接纳了许多东北流亡的爱国学生。随后，在回美国为燕大的发展募集经费的时候，他向美国社会宣传了中国人民抗日的爱国事业，呼吁美国民众应当支持中国人民。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司徒雷登一方面要求美国政府给予中国包括经济、军事在内的援助，以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同时他利用自己的声望，也给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事业力所能及的帮助。出于基督徒对和平的追求，司徒雷登也参与了蒋介石集团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媾和活动，并因此同蒋介石政权的许多要人建立了重要的关系。
众所周知，早在1927年，蒋介石同宋美龄结婚后就皈依了基督教，传教士出身的司徒雷登同蒋介石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在多次前往重庆的日子里，司徒雷登接触并了解了蒋介石的宗教生活，共同的宗教信仰使双方的友谊也不断增强。但是，随着对国民党政权了解的增加，他逐渐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独裁、无能和腐败。这恐怕才是司徒雷登在关键时刻放弃国民党政府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他同蒋介石的关系也渐渐疏远，并最终走向对立。当然，这是后话了。
同当初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相比，司徒雷登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却是充满了矛盾，可以说是爱恨交加。一方面他对共产主义充满了敌视的态度，早年他就强调基督教同中国共产党难以共存，因此同情并支持蒋介石对中共的“围剿”；另一方面，他又时常对中共发出许多赞美之词，称共产党有远大的理想抱负，有严明的组织纪律，不谋私利，勤俭节约等。中国共产党在对待司徒雷登反共的问题上表现出了自己博大的胸怀，不仅不同他计较，反而一直对他充满了友好的情谊。1940年秋，司徒雷登不幸坠马受伤，毛泽东亲自发电慰问。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当面称赞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1946年，司徒雷登70华诞的时候，叶剑英向他祝贺。这些都显示了中共对他的尊敬和善意，司徒雷登对此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在同国共双方长期的交往中，他的内心世界也在逐渐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随即把美国在中国的侨民全部拘禁，司徒雷登也在其中。后经过美国政府的交涉，日本陆续释放了大部分的美国侨民，但由于司徒雷登特殊的身份，日本一直把他扣押，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司徒雷登才得以重见天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世界和中国的政局都陷入扑朔迷离之中。由于司徒雷登在中国特殊的经历及对中国深刻的了解，更由于他与国共双方均保持了良好关系，1946年7月马歇尔使华后不久，便向司徒雷登提出了请求，邀他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这一要求很快得到了杜鲁门政府的批准。从此，司徒雷登便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外交官生涯。
国共美苏交易 中共因何成唯一输家
就在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前后，世界和中国的形势正经历着剧烈的动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使中国坚持抗日战争，借中国之力阻止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攻势，为美军在太平洋的作战提供战略支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对国共双方的抗日武装均采取了支持和合作的立场。1941年12月，在重庆举行了中、美、英三方联合军事会议，确定设立中国战区统帅部，由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总司令，并授大元帅衔，名义上拥有指挥中国、泰国和印度支那境内盟军的权力。随后，美国通过滇缅公路给蒋介石政权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共的相互信任也有了新的转机。1944年7月，美国政府不顾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向延安派出了军事观察小组，随后美方曾认真考虑过向八路军提供军事援助及美军由八路军策应，在日本占领的山东沿海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的问题，美国和中共的战时合作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开始，美苏之间的矛盾日益变得公开而巨大，犹如冰山浮出水面。
苏联参战之初，主要目标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生存和独立，但随着红军的节节胜利，在战后长久地保证国家的安全，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战略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了苏联一项现实而又紧迫的任务。
美国是一个对共产主义充满了仇恨的国家，这在美国早期的对苏政策中就有体现。十月革命后，美国不仅出兵干涉苏俄，而且长时间不承认苏维埃政权。二战期间，美国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与苏联结盟，但反对社会主义苏联的立场从未改变过。正如罗斯福在给美国驻苏大使约?戴维斯的信中所说：“不论我，还是你，都不接受共产主义，但是为了过桥，我向魔鬼伸出手来。”
这种人间沧桑的变化不仅波及全球，而且也使中国的国共双方被深深卷入其中，无法幸免。
在远东，美苏都试图在击败日本后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新秩序，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就是双方争权夺利的产物。
美国从条约中得到了苏联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承诺，而这正是美国政府考虑远东问题的核心，因为这样可以在中国扶植亲美的蒋介石政权，从而抗衡苏联。
苏联放弃了对中共的支持，并承诺要出兵帮助美国对日作战，它也因此得到了大量的利益：外蒙古的独立得以维持，这使苏联在战后可以预期的两大阵营对抗中，在危机四伏的远东地区取得了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交还苏联，租借旅顺港和在大连的优先权益，使苏联战后在远东取得了重要的战略支撑。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显然比支持弱小的中共划算得多，即使承认国民党政权，苏联也认为可以接受，况且，实际操作中变通的余地还是很大的，苏联并没有因此而束缚住自己。
蒋介石虽然吞下了外蒙古独立和出让东北诸多权益的苦果，但毕竟得到了美国和苏联的支持。
无疑，在这场交易中，当事的四方只有中共成了输家。
对中共来说，苏联的做法确实令人失望，苏联的退缩无疑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迅速演变为扶蒋反共。道理很简单，连苏联都不敢公开支持的中共，美国会在其身上下赌注吗？
1944年10月，对中共颇有好感的美军驻华总司令史迪威因同蒋介石的矛盾被撤换，这实际是美国扶蒋反共的一个重要信号。
1945年初，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向美军驻华人员训话，声称驻华美军的首要使命是支持中国现政府。
雅尔塔会议美苏交易达成后，由于苏联的支持，美国更加快了这一步伐。1945年4月，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而明确地宣布：美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不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援助。终于，美国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恐惧并随之而进行的围剿也落到了中共的头上，虽然中共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并不同于苏共，但这不影响问题的本质。
1945年6月，在美国的迫使下，蒋介石与苏联开始洽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于同年8月正式签订。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美国先是支持国民党政府禁止八路军接受日本投降的命令，接着又动用飞机和军舰把西南的“国军”精锐向中国北方的战略要地急运。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这一期间，美国共运送40-50万蒋军至新的阵地，派了5万美军陆战队预先守卫这些阵地。蒋军还得到了缴获的120万日军的绝大部分装备和物资储备。
1946年3月，美国成立了军事顾问团，帮助国民党策划内战。6月，就在司徒雷登就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前夕，美国国会通过了《军事援华法案》，决定向国民党政府提供5170万美元的补给装备。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向国民党军队提供1000多架飞机、7000多门大炮以及其他军火。8月，美国政府又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了《中美战时剩余物资出售协定》，将其存放在印度、中国及太平洋17个岛屿上的原价9亿美元的物资以1.7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国民党政府。
在外交上挤压、军事上威胁的同时，美国对中共也以“政治和谈”进行拉拢，先后派赫尔利和马歇尔使华充当“调停人”，力图促使国民党召开有各主要政党参加的国民大会，通过和谈，让这些政党在国民党政府中有几个代表席位，以此引诱中共交出军队，从而在中国建立以蒋介石为核心的亲美反苏政权，不战而控制中国。
然而，蒋介石“剿共”的决心已定，这种决心更由于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而变得肆无忌惮，国共内战注定会步步逼近，这决不是马歇尔、司徒雷登之辈可以阻止得了的。然而，中共武装斗争的决心和力量都大大超出了美国人的预料，中国局势的演变也足以令全世界的人们惊讶。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的失败终于变为了美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