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无缘抓住最后一次与中共交好的机会
随着中共在解放战争中的不断胜利，美国支持蒋介石政权统一中国，从而在远东抗衡苏联的战略企图即将宣告破产。
司徒雷登亲身经历了这一苦涩的历史时期。自从担任大使以后，他曾竭力在国共双方游说，劝说双方放弃战争。当这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以后，他忠实地代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本意，当然地站在了蒋介石政权一边，极力主张给蒋介石政权全面的援助。但随着他与蒋介石接触的增加，蒋介石的真面目也日益暴露在司徒雷登的面前。蒋介石的反复无常、刚愎自用，蒋所领导的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使司徒雷登痛心疾首，他开始后悔当初选择了支持蒋介石政权。其实，司徒雷登的这种心态代表了当时许多美国政界要人的内心世界。
随着中共的不断胜利，蒋介石的溃败显然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司徒雷登也终于对蒋介石政权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不能不面对现实，开始思考着如何修补美国同中共之间的关系。
194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美国当前的目标应当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这一政策于同年2月由杜鲁门总统批准而执行，这在美国也被叫做“脱身”政策。它也使司徒雷登坚定了与中共接近的信心并开始付诸行动。
3月10日，司徒雷登致函美国国务院，要求批准他与中共高层接触，以增进双方的谅解。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他的请求，司徒雷登从此便开始了一系列活动。
4月22日，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亲自拜会司徒雷登，请求他率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司徒雷登拒绝南迁，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篇所写的一幕。
耐人寻味的是，苏联驻南京的大使馆却悄然南行。其实，斯大林看得清楚，伴随着美国势力在中国大陆的淡出，苏联的进入已是必然，虽然他大喜过望，但还是没有急于求成，他十分谨慎地处理着中国巨变可能给美苏关系带来的冲击，巧妙地把握了事情的节奏和介入的尺度。
苏联期待着美国平静地退出而不是公开地干涉中国内政。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4月27日，司徒雷登草拟了承认中共的备忘录。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密切关注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动向。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举动无疑是向中共伸出了橄榄枝，但碍于当时双方的敌对局面，中共同美国的接触十分谨慎。
就在南京解放的第二天，中共派出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黄华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主任。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外交行动。
5月13日，经过慎重的准备，黄华以学生的身份同司徒雷登进行了首次会面，随后双方又进行了多次接触。
6月初，司徒雷登向黄华表示，他有意于6月24日返回燕京过生日，其用意昭然若揭。
6月28日，黄华拜访了司徒雷登，正式向他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欢迎他到北平的消息。
在接到中共的邀请之后，司徒雷登犹豫再三。考虑到此时美国国内的政局十分复杂，国务卿艾奇逊又胆小怕事，此事通报国内肯定难以成行。司徒雷登起初想“先斩后奏”，等上飞机的时候再给国务院发电。但在最后的关头，司徒雷登改变了主意，他在随后给美国国务院的信中写道：此行定能推进相互之间更好的了解，并增强中共内自由派反苏分子的力量。它将为美国官员提供与中共首领进行非正式会谈的唯一机会。
7月2日，在经过激烈的争吵之后，美国国务院复电司徒雷登，不同意他北平之行的请求，司徒雷登闻之只能是扼腕长叹了。
从当时的客观情况和后来的资料显示，傲慢的美国政府是在等待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向美国乞求，他们期待着与中共接触的更佳时机，但这种机会确实从此不再了。倒是美国对新中国表现出的傲慢和敌视态度反而推动毛泽东走上了并非美国人所期望的道路。
其实，美国也早已为失去中国作好了准备。随着蒋介石的溃败，美国逐步将远东战略重点由中国转向昔日的对手日本，准备将日本变成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和遏制中苏的前沿阵地，这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必然归宿，而撤离中国大陆前的种种试探已变得没有意义。
驻美大使不受毛泽东、蒋介石待见
北平之行被否决后，司徒雷登奉诏回国。国民党政府曾一再要求他在返美途中先到广州停留，以显示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美国国务院也电令他前往广州。司徒雷登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并采取拖延的战术，最终也没有到广州履职。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返美途中经过冲绳岛时发表声明，赞成承认中共并与之维持商务关系。美国政府不准他的声明在国内发表，并电令他不准再擅自发表言论。
8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种种的辩解。为了开脱失去中国的责任，白皮书甚至公开了司徒雷登当年向美国政府的许多不宜公开的进言。司徒雷登先生不仅充当了美国失去中国的替罪羊，而且也陷入对蒋介石的不仁不义之中。
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别了，司徒雷登》，对美国政府的白皮书进行了无情的批驳。毛泽东写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但却没有人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平心而论，毛泽东对司徒雷登先生本人并无恶意，但他毕竟代表着美国政府。
1949年8月10日，司徒雷登终于回到了华盛顿。
真是祸不单行，正当司徒雷登陷入“失去中国”的一片责难声中的时候，11月30日清晨，他突然患了严重的中风，随即被送到海军在马里兰的医院抢救，翌年3月出院。
1951年6月24日，司徒雷登诞辰75周年，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顾维钧获邀参加庆典活动。顾维钧行前专门请示蒋介石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介石讲了一句“不必了”，并公开表示他不欢迎司徒雷登被派往台湾，把他对司徒雷登的仇恨溢于言表。
1952年12月28日，伴随着杜鲁门任期的临近结束，司徒雷登也把自己的辞职信交给了杜鲁门并很快得到了批准。这样，他为期6年的驻中国大使的生涯划上了句号，须知，这是以失去中国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