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左）正在采访公谊救护队。1943年，福尔曼一共拍摄了486张灾难图片，他在死后捐赠给了自己家乡所在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图书馆 。
“中国：贯穿一生的爱”
在“二战”结束之前，关于中国几乎没有白修德不知道的事。大饥荒之后，目睹国军在日军压迫下节节败退和国民政府的无所作为，白修德给总编辑卢斯写道，“这个国家正在我的眼前死去。”他也逐渐开始真正了解他的上司亨利·卢斯，直至最后成为难以和解的对手。
他们的摩擦始于 1943 年。本质上，他们都是热爱中国的人，只是热爱的方式不同。卢斯对蒋介石和宋美龄怀有无限善意和信任，他希望自己的杂志和记者也持有相同观点。白修德已对国民政府失望透顶，反而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领导人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1945 年日本战败，当白修德赶赴东京采访投降签字仪式时，卢斯电话告诉白修德，他计划安排两个“太平洋战争英雄”，一个是麦克阿瑟将军，另一个是蒋介石。就在第二天，9 月 3 日，白修德看到了卢斯的选择—蒋介石自抗战以来第三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正是这篇封面人物的报道，成了白修德与卢斯决裂的导火索。他发现，他与同为驻华记者的贾安娜（Annalee Jacoby）合作撰写的报道被编辑修改得面目全非，刊登在《时代》上。那时白修德知道，到了该提交辞职报告的时候了。“继续为一个独裁者和他的国民党政府辩解是错误的。”白修德表示。他坚信中国内战将会爆发，而蒋介石会一败涂地。
1946 年，他与贾安娜合作的《中国的惊雷》被书刊俱乐部买下版权并出版，一问世便引起轰动，刚出版便达到近百万的销量。但仅仅用畅销来形容《中国的惊雷》是不够的，白修德通过这本书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中国的惊雷》曾经是粉碎性的一击，今天谈起来仍像当初一样令人耳目一新。它的报道，它的判断，以及它对人物的描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关于规模巨大的内战和革命前夜中国景象的记叙，在近四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是生动而准确的，就好像是刚刚写成的。”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的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 1980 年为书作序时写下这段话，“白修德像松脂逮住苍蝇形成琥珀那样捕捉了那个时刻。他对当时诸般复杂的情况做的清晰阐述，使我们得以回过头去重见往事。”
1949 年，白修德的预言成为现实，美国“失去”了中国。然而，白修德也“失去”了自己的祖国— 1950 年初，麦卡锡主义兴起，他被列入黑名单，成为政府的“关照对象”。
他被各报编辑视为左翼分子，美国对外图书馆禁止销售他的著作—这位战时最著名的驻华记者却在自己的祖国找不到工作。
无奈之下，他与刚结婚的妻子前往欧洲，定居巴黎，直至风波平息。在那里，白修德担任海外通讯社（Overseas News Agency）的欧洲通讯记者。
女儿海登和儿子大卫便是在巴黎出生的。直到他们 1953 年回到美国前，4 岁的海登觉得自己是个优雅的法国孩子，2 岁半的大卫则对他们在南法度假时下榻的比邻地中海的酒庄念念不忘，幼小的他们全然不知父亲曾在中国经历的辉煌和彼时心中的落寞。
长大后，他们才知道，“白修德对中国的爱贯穿了他的一生。到他 1985 年去世前一直如此。”现在，大卫也成了一名记者和作家，已出版了两本著作，还参与了白修德 1972 年《总统的诞生》的采访和写作；海登则在美国一所学校担任教务长，推行普通话教学已近十年。这些，都是受父亲白修德潜移默化的影响。
“有白修德做我的父亲是一种特权。他如此乐观、优秀、谦虚、博学，你几乎能问他任何问题，美国政治、欧洲历史、亚洲政治??没有什么能难倒他。”大卫说，“但他最令人尊敬的一点还是他对人的关爱。他真的很喜欢中国人，觉得他们热情、慷慨，和他们相处很舒服。
以前，我老板的秘书是中国人。当我在工作上遇到困惑又羞于向这位秘书开口时，父亲说，别担心，中国人最能懂得你的痛苦和不安。”
他们不断向《外滩画报》记者回忆起父亲带全家人去纽约“中国城”吃饭的那些轻松惬意的周末午后，“他会努力和中国服务生说几句中文—尽管在他老年时，中文已经很生疏了。并且，当他遇到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人—这在 1960 年代的美国是非常罕见的，他会激动地打听他的身世，问他是否去过中国。”
他们家中甚至还保留着 40 年代父亲从中国带回的物品：一幅齐白石画的青蛙图、一条印满红玫瑰的真丝围巾、一个唐三彩、一件象牙石雕刻的女人雕塑??另有一件毛泽东送给白修德的夹克衫，在搬家时弄丢了，令大卫和海登懊恼不已。
直到 1972 年中跟随尼克松访华，白修德才重新回到他热爱的中国—之前的二十年里，他不断向中国驻美领馆申请签证，却屡屡遭拒。海登说，当周恩来重新见到白修德时，对他说“好久不见啊。”“是啊，”白修德回答，“但这不是我的错。我每时每刻都想回来。”
在《一九四二》之前，知道白修德的国人并不多。时隔 70 年后，冯小刚的电影突然将国人的注意力聚焦在这一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历史事件上。白修德就这样连同河南几千万灾民，从历史中走了出来—“白修德会很高兴在自己深爱的土地上被他热爱和钦佩的中国人记起。”大卫告诉《外滩画报》记者，“他一辈子都热爱中国。我很高兴看到他在中国受人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