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时期的街道。街道是没有人管的粪土堆，门窗是钉上的，无人居住的房子到处都是
灾难的前兆
在 1978 年出版的自传《探索历史—我的个人奇遇》（In Search of History—A Personal Adventure）中，白修德曾自嘲道，“我就是个戴着眼镜的新闻掮客、拎着皮包和二手打字机满世界跑，唯恐天下不乱。”
初到“陪都”重庆的白修德轻而易举成了国民政府中美国顾问团的一员，主管“中国新闻委员会”的通讯报道。那时，白修德年仅 23 岁，但他很快发现，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彻底失败了”。他在《探索历史》一书中写道，“按照我青年时期一种严格的社会主义说法，我自认为是‘反法西斯战士’。可实际上我却受人雇佣去操纵美国的舆论。”
他继而发现，在亚洲甚至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政府像重庆的国民政府那样被“美化分子”（Americanists）所渗透，也没有其他政府像国民政府那样彻底被美国的理念、援助和指导所毁灭。这种渗透从政府的最高层开始—宋美龄毕业于韦斯利大学；财政部长孔祥熙毕业于奥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双学位；外交部长王宠惠 1904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教育部长陈立夫毕业于匹兹堡大学??
“我本人的哈佛学历在中国比在波士顿还更吃香。后来我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哈佛俱乐部，其中有一大批蒋介石重庆政府中的官员，即使在华盛顿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这么多哈佛毕业生。”
“当然，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都是悲剧。我过了一年才发现，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英语流利的高级官员都同自己的人民完全脱节。
而且对本国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完全是徒劳的。”
这种脱节无疑是日后一系列灾难的预兆。在重庆时，白修德曾多次采访过孔祥熙。据大卫回忆，白修德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与孔祥熙就几年间上涨了一百多倍的物价发生了争执。“通货膨胀？什么通货膨胀！”孔祥熙咆哮着说，“你们美国记者就喜欢说通货膨胀，中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有人愿意花两万块钱去买一支钢笔，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通货膨胀。就这么回事，他们根本就不该去买嘛。”
一个王朝的丧钟在那时已经敲响。白修德明白了为什么一批美国名校毕业的官员却无法治理好落后的中国。相反，他自己则选择深入中国的底层社会，寻求真相，“从农村开始了解中国”。
机缘巧合，1939 年，白修德在重庆遇到了《时代》周刊派来中国的著名记者约翰·赫西（编注：日本广岛原爆报道者）。“白修德衣着普通，不好打扮，朋友如云，无事不晓??
他身上涌现着无限的活力，整日忙碌奔波。双倍于他年龄的记者们都要找他核对采访事实。”赫西惊讶于白修德身上的这种特质，便当场拍板，提出让白修德为《时代》兼职写稿。
1941 年，《时代》周刊主编亨利·卢斯（Henry Luce）访问中国，接待了白修德；当时，美国最有权势的媒体人“用高傲的、结结巴巴的语调问我能否收拾一下行装，准备进行一次 48 小时的旅行”时，白修德正式成为了《时代》周刊的驻华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