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的人正在为难民施粥
“人吃人的河南大饥荒”
对 1942 年河南大饥荒的真实报道，是白修德在中国的记者生涯中最沉重的一页，也是他“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正是这场造成 300 万人死亡，300 万人流离失所的灾难让白修德对蒋介石的看法“从起初的尊敬和仰慕，变为怜悯和唾弃。”
1941 年，地处中原前线的河南省出现严重旱情，粮食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颗粒无收。同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正式卷入“二战”。此时的国民政府如同白修德笔下的那样，“争取美国的支持来反对日本人，是重庆政府得以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所在”。政府将全部注意力投向美国，却对河南灾民的疾苦置若罔闻。迫于战乱，孤立无援的灾民只得相率逃荒，或坐以待毙。
1942 年 7 月，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通过电报、信函等形式将河南灾荒严重的情形不断传递到战时国民政府高层官员的耳中。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得知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年底，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甚至出现“易子相食”的惨案。
事实上，在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里，国民政府已积累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应急救灾体系，在 1931 年江淮水灾爆发后有效地缓解了灾难。而这一次，当足够多的灾难预警向中央政府涌来，他们的反应却截然不同，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
当时，蒋介石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战场的准备上，滇缅公路战事吃紧，美国援助仍在路上。白修德从一个官员口中得到了另一个更令人发指的“解释”：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会是中国的，但如果士兵饿死了，日本人就会占领这些土地。
1942 年，灾情进一步恶化。2 月初，重庆的独立报纸《大公报》刊登了一篇真实的文章，报道河南人民在这次史上最惨痛的灾荒中遭遇的痛苦，竟遭到国民政府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
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中回忆道，《大公报》被勒令停刊，对外国记者犹如“芒刺在背”。于是，白修德与时任《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几乎同时做出决定，深入河南灾区，一探虚实。
他们取道西安到达洛阳，一路上看到的难民们朝着相反的方向逃难。一个名为铜钱田的小镇是河南难民涌向外界通道的咽喉。白修德看到，这些难民挤进闷罐车厢、平板车皮、破旧的汽车，人群一层摞着一层，他们挤在火车顶棚上，孩子、老人和妇女试图从奔驰的列车上抓住搭手的地方。有时，他们因为手指在寒冷中失去知觉掉下去。
在洛阳天主教会，白修德、福尔曼与托马斯·梅根主教碰了头，后者成为白修德与基督教徒们联系的牵线人。“他敦实、乐观、强健，是一个忠实的美国天主教徒。”白修德写道。“据我所知，基督教会是这里和理性世界连接的唯一纽带。如今，在这座死亡的大剧场中，传教士们都成了慈善机构的合作伙伴。”
梅根客气地招待了他们，给他们饭菜，而那些味道香浓的食物，他们食而无味。
路上，仍有零星几家饭店开着。每当白修德与福尔曼手里有一点点食物，难民们一拥而上，男人们双膝跪下，团团围住他们，不断作揖请求施舍。孩子们则跟着他们，一路哀叫“可怜，可怜！”
“他们泪痕满面的，乌黑的，在寒冷之中濒于绝望的脸色，使我们感到惭愧。中国孩子健康时是美丽的；健康时他们的头发有漂亮的自然油泽的光彩，他们的眼睛像杏仁一样闪动。可是这些瘦到不像样的人，应该是眼睛的地方，却是充满着脓水的窟窿；营养不足使他们的头发干枯；饥饿弄得他们的肚子鼓胀起来；天气吹裂了他们的皮。他们的声音已退化为只管要求食物的哀啼。”
两天后，梅根陪同他们骑马出发，继续向东行进。他们的目的地是郑州。然而，从城镇到村庄，越逼近乡村，他们看到的情形就越不堪入目。“村庄空洞得发出回声，街道是没有人管的粪土堆，村子里隐蔽的地方，一个婴孩的哭声比我们的马蹄声还大。”
死亡统治着郑州。那里是灾荒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据统计，战前该城有十二万居民，当时已不到四万。
一路哀鸿遍野。遍地都是死亡或行将待毙的衰弱躯体。白修德曾看到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较大的孩子，长途跋涉找食物，已非常疲倦。母亲叫两个较大的孩子往前去下一个村子找食物。孩子回来时，母亲死了，那婴儿还在吮吸着母亲的乳房；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光，换一顿最后的饱饭吃，然后自杀。
白修德不时摇一摇地上的人，看他们是否还活着。他们尽可能地把妇女、儿童和嗷嗷待哺的婴儿送去由来自“美中救济”的美国基金支持的救济营，试图让他们存活下来，如果实在毫无办法，“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梅根神父说。
无论何时何地，白修德和福尔曼听到的都是重复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
有一天，白修德和福尔曼终于亲耳听到了一起人吃人的案子。一个姓马的妇女试图吃掉她的小女儿。婴儿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证据。官府指控她杀了孩子并吃了她的肉。她辩解说是孩子饿死在先，然后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可我们听到同样的故事太多了，这一事件发生的地区十分广大，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在河南，人类吃着人类。”
晚年时，白修德身边仍然留着一张菜单，那是他们离开郑州的前一夜，郑州的政府长官们宴请他们的菜单，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饼上撒满了白糖。这是白修德生平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在河南，暴怒是比死亡更酷烈的方式。” 白修德如此记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