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谈话后，我们接受了习仲勋的批评，写信认错，再以“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市贴出《再启事》，取消原定的理论讨论会。
不久，有人组织了一个“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还办了《人民之声》杂志。3月28日，这个学会在广州几处街头贴出海报：定于4月5日下午5点半在烈士陵园对面广场举行集会，风雨不改。他们准备发表有关民主问题的演说，出售“学会”办的油印刊物。
4月2日晚上，习仲勋、杨尚昆等领导又约见我谈话。习仲勋很气愤，批评他们那样做是“极端民主化、是无政府主义”。
他征求我的意见，看看对4月5日的集会该怎么妥善处理。我建议说，对青年的这种热情不能压抑，只能疏导。能不能由团省委出面召开一个理论研讨会，邀请他们以及对纪念“四五”的热心者们参加，希望他们不另搞什么集会。杨尚昆同意了我的建议。第二天晚上10点多，习仲勋、杨尚昆见了“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未来》编辑部主要成员。我也参加了。
经习仲勋说，你们搞这样的集会是不能允许的。广东是南大门，比较开放一点。大家要爱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啊！我们的安定局面是经过艰苦斗争得来的。没有安定团结，没有四个现代化，前途不堪设想。林彪、“四人帮”把国家破坏到什么程度？再经不起任何折腾了！国家不能保，个人还保什么？
习仲勋还说，你们搞集会，不仅仅会影响广东，如只影响广东，我完全能控制得住，特别是会影响上海、北京。上海、北京那样闹起来，是给国家脸上抹黑，是给国家帮倒忙。“当然，你们也可以口头上说是民主，说你们拥护党中央、拥护党委领导，而你们的行动就不是。”我也劝这些人，没必要自己组织这样的会。
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反复劝说，“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最终撤销4月5日集会的“公告”，改由团省委召集第一次青年理论讨论会。我在讨论会上的一些发言，还被习仲勋推荐到《南方日报》、《广东青年》等报刊上发表。
（旁白：据《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载，1979年4月25日，习仲勋以中共广东省委名义上送一份报告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并报党中央，汇报了与李正天等人多次谈话的情况，并将习仲勋等接见李正天等人的三次谈话记录送上。鉴于北京有的单位来函要求调李正天等人去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些集会，省委意见“最好还是让他们留在广东目前的工作岗位上，扎扎实实地经受一些锻炼，对他们的成长较为有利。建议耀邦同志是否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场合说一下，不要轻易调这些人去北京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什么座谈会”。）
讨论“真理标准”
我认为，在特殊历史时期，这种提法对当时纠正教条主义和“两个凡是”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但我也认为，从哲学的角度上说，这个命题本身不严谨。
习仲勋为人开明，理论素养很高，他是把我当成朋友。他把家里的电话告诉我，与我热线联系。有时，他在深夜派车接我到办公室长谈。
我和习仲勋也谈过对毛泽东的看法。我们在大字报里提出过，“谁反对毛泽东，就打到谁”是个错误口号。习仲勋很支持这个观点。他说，相信毛泽东本人也会支持的。他给我举了例子，延安时期，有个农民说怎么打雷不把毛泽东给轰死，这人就被当作反革命绑起来交付法办。毛泽东却把他放了，说我们是为人民的，老百姓有意见，骂了我们有什么了不起，骂了就是反革命？
习仲勋说，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喜欢别人盲目吹捧他的人，他很有自信心，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毛泽东并不是像一些人传说的那样。我们要正确评价毛泽东，这对维护社会稳定很重要。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和习仲勋也讨论过。我承认，在特殊历史时期，这种提法对当时纠正教条主义和“两个凡是”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对毛泽东已经认可了的冤假错案的纠正是一个好处。但我也认为，从哲学的角度上说，这个命题本身不严谨。实践本身正确与否也是需要检验的。比如，把习仲勋打成反革命，这也是一种实践。但是这个结果造成了以文制罪。我们能根据这个错误的实践来检验真理吗？我历来认为的“实践”是实效―――实际的社会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