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习仲勋求救
从1968年8月15日至1978年8月15日，我失去自由整整十年了！习仲勋因为一部小说《刘志丹》蒙冤受屈16年，也是在1978年初获得平反的。我相信习仲勋与我感同身受。
1975年，广东省委主要领导人事调整，我的处境改变了。我被押到粤北矿区石人嶂钨矿石坑井下抢险队，名为接受监督，实为劳动改造，在那里我遭到轮番批斗。
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反对四人帮、反对林彪的“李一哲”非但没有获得解放，在清查“四人帮”运动中处理反而升级了。1977年12月中旬，在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我被打成首犯。罪名是“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
从1968年8月15日至1978年8月15日，我失去自由整整十年了！十年来，从来没有公审过我，就对我判罪论刑，社会主义法制何存？
8月开始，我在监狱里给刚到任广东不久的习仲勋写了两封申诉信，还写了绝命诗绝食抗议。我知道，习仲勋因为一部小说《刘志丹》蒙冤受屈16年，也是在1978年初获得平反的。我相信习仲勋与我感同身受。
绝食一周，我几乎气绝。突然有一天，监狱长通知我：中央派来的人已经接到你的上书，将会重新考虑你的问题。他还带来了郭鸿志的字条：“正天，你的绝食已经胜利，你的申诉转给了习仲勋。习仲勋是个好人。请恢复饮食，保重好身体。”我这才停止绝食。被抢救过来后，我拼命锻炼身体。
（旁白：据中共党史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载：1978年八九月份开始，广东省委曾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件”，并数次报告党中央。经省委决定，1978年12月30日，把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安排他们住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习仲勋指定分管宣传工作的省委书记吴南生处理此事。吴南生与他们多次谈话。遵照中央1979年1月26日批复的精神，1979年2月1日，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讨论如何召开平反大会的问题。）
习仲勋主动担责
习仲勋说，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
1979年1月24日下午，我们四个人第一次见到习仲勋。这是我获得完全自由的第25天。习仲勋要我们配合省委把平反的事情处理好，还特地提醒我们要冷静。极少数人会利用我们钻空子，对坏人的、反动的观点要顶回去。
春节后，我们第二次见到习仲勋。习仲勋说，开始定你们“反动大字报”，后来又定“反革命集团”，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还要对上届的省委负责，因为这是历史上发生、发展起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
习仲勋、吴南生与我们商量2月5日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习仲勋还特别交代我们在平反大会上发言要点，要谈过去没有民主，现在有了民主。要正确使用民主权利。我们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民主，不要搞那些资产阶级民主。
接见完，我们几个一讨论，火气很大：当时流行有句话“在哪里批判、在哪里平反”，“文革”中批斗我们，开了那么多次的万人大会，定我们罪的时候也是在一个全省大会上，平反怎么能安排在友谊剧院这么小的地方？再有，之前整我们的领导有的还在位，习仲勋作为第一把手，不出面，规格不够高，镇不住局面。那几个整过我们的领导以后有反复怎么办？
第二天，我们给习仲勋、吴南生写了一封紧急信：一是要求平反大会改在广州最大的中山纪念堂举行；二是希望习仲勋也能参加平反大会；三是强烈希望省委领导接见“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所有成员一次。
2月3日晚上11点多，习仲勋再次见我们。他说，你们的紧急信，“好像文化大革命时给党委下紧急通令”。我气头很盛，我们被打成“反革命”和平反要对等，现在对我们的平反处理是“大会里批判，厕所里道歉”！
习仲勋再三强调，为我们平反是省委的一致决定。他解释说，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不是有意缩小影响，平反的消息要见报，要让全中国、全世界都知道。他不能出席，是因为要赶着去肇庆参加地委召开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会，实在抽不开时间。
习仲勋有一句话很打动我。他说，我坐牢是戴过脚镣、也被捆绑的。难道我也要求“对等”吗？他还说，我和你们多次谈话，我的时间就是那么充裕？我已经是66岁的人，连续四个晚上连澡都没洗，你们要谅解老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