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反动的文章”
大字报一贴出来，立即轰动广州，迅速传遍全国。美院领导找我谈话，问我大字报中讲的“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是谁？我直言不讳：就是江青他们。
“文革”爆发时，我是广州美术学院四年级学生，当过广州红色造反司令部“呐喊”兵团的头头。那时，我反对林彪、康生、黄永胜这伙人，写过一张大字报《炮打黄永胜是对他最大的挽救》。因为这事，1968年夏，我被通缉，从武汉抓回广州监禁。
1972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后，我反对林彪、黄永胜的罪行不成立，但还要继续审查我反康生的罪行，就被押送到美术学院（当时更名为“广东省人民艺术学院”）边劳动边审查，还是没有完全自由。
我不安分，只要有一点点自由，就开始活动。我和郭鸿志（当时是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几个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社会问题。我们都认为，当时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很危险，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想剥夺谁的权利就剥夺谁的权利，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很可怕。民主与法制，这个饱含着“血和泪的命题”一定要向毛泽东和周恩来上书。
1973年底，听说四届人大要召开，我们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连同郑庆和、陈赞明写的海南岛东方县、儋县等地在“文革”中大规模屠杀群众的调查材料，以及一篇由我个人署名的《九个问题》一文，通过一个铁路工人寄出给毛泽东和全国人大。结果，还没送到就被扣住了，这些文章被定为“反动油印品”。是不是那么“反动”？我们决定：直接诉诸人民群众。
1974年11月10日在北京路口公开张贴的大字报是第三稿。我、陈一阳、王希哲和郭鸿志联合执笔，轮番修改。在最后的“启事”上，还写希望广大革命同志能够在纸张上给予支持，留下了我的真名和联系地址。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来，立即轰动广州，迅速传遍全国，很快也传到海外。美院领导找我谈话，问我大字报中讲的“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是谁？我直言不讳：就是江青他们。广东方面将大字报呈送中央，要求定性。江青发话了：这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
当时，“四人帮”正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乱全国，海内外一些人也乘机插手，在那种情势下，广东省委定性这是一张“反动的大字报”，组织全省批判。
100多场大辩论
我据理力争，有时批判者招架不住了，就强行把我的扩音器关掉；有些批判会还要搞彩排，请人来扮“李正天”这个角色，提前准备好李正天辩倒他们时的应变方案。
广东省委印发署名“宣集文”的批判“李一哲”的长篇论文，广州市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把这张大字报全文和批判文章汇集成册，分发到许多机关、工厂、学校，几乎是人手一册。批判“李一哲”运动就这样自上而下、大张旗鼓地发动起来。
1975年，对我专门开了多达数百场批判会，其中面对面的辩论大会就达100多场，很多次是万人大会。他们动员了很多专家、学者、教授和我辩，来一个，我辩一个。“文革”时，流行一批斗就低头、认罪、检讨，我不信知识分子都是软骨头，就是不肯妥协。
在我参加的100多场大辩论里，有70多场成了武斗会，我刚一上台，就因为不低头遭来暴打，有人还冲上台对我拳打脚踢。当时省委领导不得不派人来保护我，要不我这条命早没了。
说起来十分可笑。那时，各个单位要事先找省委预约，安排日期，然后用专车把我送到会场去辩论。批判会上，设有两个讲台，我和批判者各站一边。我据理力争，有时批判者招架不住了，就强行把我的扩音器关掉；有些批判会还要搞彩排，请人来扮“李正天”这个角色，提前准备好李正天辩倒他们时的应变方案。
有一次，在某大学的辩论会上，有人说，“李正天提倡民主与法制的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伟大导师列宁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无须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我立即回答：“这个人看来是认真读了书的。列宁是讲过这样的话，这句话出自《列宁选集》第三卷第623页《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文中。对这句话的滥用，正是我们要提出健全民主与法制的缘由。”这件事到处流传，坊间说我对马列主义倒背如流。其实，我不过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些论断比较熟悉而已。
既然被定为“反动的大字报”，怎么不把我直接送进监狱去，还要组织100多场让我申明观点的大辩论？因为，“李一哲大字报”也得到中央高层关注，毛泽东、周恩来三令五申“要文斗、不要武斗”。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指示允许我答辩。那时，在广州、北京和港澳地区流传有句话：“上面发了话，对李正天不要抓、不要杀，让他讲话，看你们谁能把他驳倒。”其实，当时在党内，也有不少人反对“文革”中无法无天的社会状态，这也是大辩论能够展开的内在条件。
那个年代，提民主与法制是反动的。如果不是组织这样上百场大辩论，我们讲“民主与法制”也不会引起人去注意、去思考。
有人对我谩骂、批斗，有人甚至疯狂殴打我，但也有人支持我、赞赏我。有很多人冒着危险跑到学校找我、写信给我表示他们的支持、敬意和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