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叶利钦研究中心的青年学生
“工厂之父”
从叶卡捷琳堡市中心向北开出不久，就进入到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区域——铁路区。铁路区的面积非常大，约占叶卡捷琳堡的1/4。如果把叶卡捷琳堡粗疏地比做沈阳，那么这里的铁路区就相当于著名的铁西区。
苏维埃取得政权后，利用其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取得了远远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苏联在1937年3月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其工业总产值从欧洲第四位跃居第一位、全球第二位。而作为整体经济布局的一部分，彼时的叶卡捷琳堡成为苏联重型机械制造、重化工业及钢铁工业的中心。一大批著名的大型骨干企业应运而生，其中最有名、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被当地人称为“Uralmash”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因为其历史悠久，又负责生产“制造机器的机器”，乌拉尔重机又被称为“工厂之父”。
也许正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和地位，联系采访乌拉尔重机厂时颇费了一番周折。我们先是被告知所有的采访必须至少提前一个月联系，一遍遍沟通后，才终于同意可以通融。负责接待媒体的公共关系部显得非常谨慎，不但事先要求提交详细的采访清单，而且通过翻译一再强调采访不能涉及政治问题。承诺遵守他们的要求后，我们才获得一个采访机会。按约定的时间到达那里，却又在厂区外边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才获准进入，颇有点老国企的架子和效率。
“我去过中国，我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就住在友谊宾馆。我们在齐齐哈尔、鞍山、上海、包头等地建了很多工厂，所以对中国非常熟悉。”接待我们的厂史博物馆负责人阿杰耶夫·谢尔盖耶夫（Ageev Sergey）一上来就非常爽朗地说。
在乌拉尔重机门前的小广场上，一面墙上镶嵌了一连串它在苏联不同时期得到的勋章，其中有几枚还是由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这些曾经的“兄弟”国家颁发的，昭示着它昔日的荣耀。更值得一提的是，蒋经国当年就在这里工作过。也是在这里结识了女工芳娜——即后来的蒋方良。采访中阿杰耶夫花了很长时间给我们讲“尼古拉”（蒋经国的俄文名）的故事，他特别强调说：“蒋经国最初到这里是任车间主任助手，不是你们的历史书上写的车间副主任。”
1932年底，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开始投建，建成后的乌拉尔重机，除了为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生产一些大型机械设备外，也开始生产一些军需品，包括由彼得罗夫设计的M-30榴弹炮，它后来成为苏联红军师级作战单位的主力支援火炮。
而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乌拉尔重机更是为历史留下了一连串辉煌的纪录。它先是生产坦克车体，进而加入到T-34坦克的生产队伍；1942年8月，厂里的研制队伍又制造出以T-34坦克为基础设计的SU-122突击炮，当年7月被大量投入到库尔斯克战役中。1943年4月，根据红军炮兵局的要求，乌拉尔重机研制出SU-85坦克歼击车，在对德作战中成为“虎”式重型坦克的克星，也很快成为红军的主力战车。1944年9月，乌拉尔重机开始生产后来成为另一个经典产品的SU-100自行火炮。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德军的对抗中，击毁过德军的“黑豹”式战斗坦克、“虎”式重型坦克和“猎豹”坦克歼击车。SU-100自行火炮一度成为苏联坦克师和机械化师的标准支援火炮。中国在1955年接收苏军机械化师和机械化炮兵师装备时，还引进过99辆SU-100。
“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比德国还要先进，所以我们能生产出那么多胜敌一筹的产品。”回顾这段历史，阿杰耶夫也毫不掩饰自己作为“Uralmash”一员的骄傲之情，“那时处于战时状态，每个工人每天都要工作12小时，没有周末；有的人甚至昼夜工作。我们的工厂为苏联战胜法西斯德国付出了全部的努力。”“二战”期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乌拉尔重机一共生产了5400辆坦克开往前线，有力支持了反法西斯战争，战时生产的最后一辆坦克成为厂区里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座雕塑。不仅如此，后来还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乌拉尔重机生产的军用坦克与同处一个城市的乌拉尔工学院培养的坦克手两者有机结合，组建成了赫赫有名的乌拉尔坦克师团，源源不断地直接开往苏德战争的前线。阿杰耶夫还特别自豪地告诉我们，中国读者熟悉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瓦西里耶夫就是乌拉尔重机的。
乌拉尔重机从建厂生产的第一天起，便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特殊地位。“必须是斯大林委派的人，才能成为工厂负责人。”阿杰耶夫说。实际上，身为全苏同行业中的最大企业之一，其第一把手实际相当于副部长级别。与中国的情况类似，从这个“大国企”走出的领导人，最终走向俄罗斯最高领导位置也顺理成章，雷日科夫即是典型一例。1950年起，雷日科夫开始在乌拉尔重机厂担任值班厂长，然后步步高升，一直到1959年担任厂长。也正是因为有在乌拉尔重机这样重要的工业企业的工作经验，46岁的雷日科夫从这里调往莫斯科，后来成为俄罗斯政坛一位重要人物。
这个地理位置距离中国有些遥远的城市，其实曾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1950年2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专程来到乌拉尔重机参观。“毛泽东是在与斯大林会面结束后，在回国的途中经过这里，他一定要到工厂看看。”厂史博物馆负责人阿杰耶夫介绍说。看了这里的大型设备，毛泽东曾感慨：有朝一日，中国人民也要建立自己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国建立了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
乌拉尔重机与中国的联系在两国关系的“蜜月期”时更加密切。阿杰耶夫说，当时中国曾派400多人前往乌拉尔重机厂学习，他们也派出很多专家到中国指导。国内很多大型重工企业的创建，都有“乌拉尔重机”的影子。也是因为与中国的这些特殊缘分，乌拉尔重机至今还保存着毛泽东、周恩来来此参观时的签名，还有陈云寄给该厂的贺年片。乌拉尔重机厂当年送给毛泽东的礼物——青铜雕塑“驯马师”，现在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内。
其实苏联解体之后，老牌国有企业乌拉尔重机也必然面临体制上的改变。根据俄罗斯联邦法，1992年，乌拉尔重机被改造成为一个开放式的股份公司，所有的下属企业都成为独立经营的公司。1996年，它成为俄罗斯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集团奥姆斯（OMZ）公司的一部分。乌拉尔重机人数最多的时候达6.5万人，而现在工厂只有6000名员工，这个数字已直观地反映出它所经历的变化。
这样一个计划经济体制下诞生出来的庞然大物，在后来剧烈的时代之变中发生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故事？从1974年就开始在乌拉尔重机工作的阿杰耶夫并不愿意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生产的产品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过硬的，几十年下来，也形成非常大的影响力，这可能与其他工厂不一样。不管时代怎么变化，对好产品的需求是不会变的。”据他介绍，乌拉尔重机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已经开始生产大量民用产品，比如石油钻井平台、大型挖掘机、粉碎机等，所以外界政治的变化对他们这里没有太大的影响。他们现在与中国很多企业都有商业合作往来。
“不同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想法还是有差异的。”公共关系部女秘书叶卡捷琳娜告诉我们，成长于苏联时期的老知识分子对“Uralmash”还是有很强烈的感情，在解体后也不愿意离开；而年轻一点的思维更活跃，不少人借机换到别的地方，“他们更愿意为自己工作”。
叶卡捷琳娜是位性格爽朗的年轻女性。她笑着说：“我的老板说你们来采访，不要谈政治问题。什么政治问题，不就是我们的生活问题吗？”所以她抛开老板的“禁令”，用英语和我们聊得热火朝天。3年前，原为英语老师的叶卡捷琳娜辞了职，应聘到乌拉尔重机工作。她说，虽然也是经过一番激烈竞争才得到这个工作职位的，但是现在身边的朋友们并不会特别羡慕她。“你知道，时代变了，现在的女孩子们喜欢到时尚、设计类的公司，或者到私人企业、外国企业工作。以前如果说起自己在乌拉尔重机工作，还比较有优越感，现在这种传统的工业企业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金字招牌了！”她坦率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