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禁锢的头脑》，(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著，乌兰、易丽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版。
《自由诗篇：从米尔顿到米沃什》，林贤治编选，花城出版社，2012年8月版。
文/林贤治 批评家
对米沃什来说，《被禁锢的头脑》是一部标志性的作品。1951年，米沃什从波兰驻法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的位置出走。此后两年间，他写作并出版了这部随笔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部书带有某种自我诠释的性质。
实际上，书中的内容完全超出了个人的范围。写出著名的《战后欧洲史》的欧洲问题研究专家托尼·朱特认为，在描绘权力和极权主义对整个知识界的诱惑方面，没有哪一本书比它更深刻。
当《被禁锢的头脑》出版时，巴黎的知识分子依然沉浸在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幻想中，斯大林是他们心目中的明星领袖。加缪在《反抗者》对此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即遭到萨特等左派人士的火力强大的狙击。《被禁锢的头脑》遭遇同样的命运，米沃什可以说是引起了所有人的反感：苏联的追随者认为这本书是侮辱性的，而反共分子则指责说政治态度暧昧，怀疑作者骨子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识苏联和苏联式政制有一个过程。揭开“铁幕”的有力者来自苏共党内：赫鲁晓夫1956年作的政治秘密报告，首次系统性地把斯大林统治的真相暴露于世。如此看来，米沃什的批判未免太早了一点。
米沃什终至于与体制决裂，其勇气来源于作为一位知识分子作家的良知和经验。1945年，苏联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将波兰等多个东欧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之内，强制推行它所规定的政制，包括意识形态，即米沃什书中说的“新信仰”。他目睹了许多朋友和作家同行在思想改造过程中发生“异化”，而他自己，虽然极力服从，克制内心的反抗，可回旋的余地毕竟愈来愈狭窄，连保持某一程度的思想自由也不可能，最后才作出自我放逐的抉择。
《被禁锢的头脑》在台湾的汉译本叫《攻心记》，“头脑”换作“心灵”，其实指的都是一种精神。无疑地，米沃什把知识分子看作是社会的良心和头脑。对意识形态专政的国家来说，知识分子被视为危险的群体而同样受到重视；只要禁锢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将有效地操控全社会。
米沃什在书中试图重现一个号称“人民民主国家”中人民的思想改变过程，通过解析，引导读者深入了解一个异质化的特殊环境，走进“东方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此外，他还特别强调说：“我的言论同时也是一种抗议，我否认教条有权为以其名义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辩护。”可以感受到，诗人在道义面前，拥有一种为任何权力不能撄其锋的个体性力量。
药丸的妙处何在？
国家如何可能禁锢人们的头脑？
除施加传统的暴力和强制手段，以制造普遍的恐惧之外，米沃什给出一种“穆尔提-丙”药丸。“药丸”原出于作家维特凯维奇的一个长篇小说《永不满足》，书中的人物缺乏信仰，焦虑而沮丧，因为服用了蒙古哲学家穆尔提-丙制造出的一种能导致“世界观”改变的丸药，变成了另外一种人，松弛、麻木、平和、逸乐，乃愉快地接受了征服者的统治。但是，又因为无法彻底改变原来的特性，终于成为一群精神分裂症患者。
“穆尔提-丙”药丸是由上层统一规定发放的。这种丸药对敏感而懦弱的知识分子的诱惑力，显然远远超过工人、农民和一般市民。异化了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罪恶感”，在新政权中渴望成为人民群众中的一分子，渴望得到社会承认；相反害怕独立思考，害怕隔离，不习惯那种强硬而严厉的思想方式，甘于服从书报审查制度和出版机构的各种要求，且极力设法适应“需要”。国家力求证明，而知识分子也为之深信的是：现状不可能改变。于是，“一切都为一个制度、一种声音、一个思想所取代”，成为一种定局。
据说开始服用“穆尔提-丙”药丸时会痛苦、绝望。米沃什说，服用丸药的人有双重人格，可以更敏锐地感悟到人们的生存境遇，若要调节自己或跟踪别人的异端思想都变得格外方便。作家艺术家会因此变成一个有经验的心理学家和意识形态的捍卫者，互相窥探，彼此督促，按照统一的标准转变“世界观”。
在米沃什的笔下，东欧知识分子矛盾重重，精神苦闷。他们根本不能过正常的生活，或者说，生活没有真实性可言。“几乎所有人都不得不成为演员，”米沃什描写道：“然而这需要非常高超的表演技巧，思想必须战战兢兢，时刻处于警觉状态；说话必须考虑后果，三思而后言。每个不合时宜的微笑，每个表错情的眼神都会招惹怀疑和指责，给自己带来危险。甚至人们生活的方式、说话的语调或喜欢佩戴的领带颜色，也都会被解释为某种政治倾向的标志。”人人都在公众面前演戏，而人人也都清楚彼此在逢场作戏；时间长了，以至于连自己也难以区分到底在真的演戏还是在过生活了。
“凯特曼”的威力何在？
如此大规模的表演性的社会生活现象，米沃什借用法国人戈比诺所著《中亚的宗教与哲学》中的“凯特曼”一词加以概括。
何谓“凯特曼”？东方穆斯林认为，如果可能，人们必须对他们的信仰保持沉默。戈比诺进一步指出，有时保持沉默还不够，当沉默可能被认为是主动招供，那时就不应犹豫，不仅要公开否认自己真正的观点，而且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和策略来蒙蔽对手。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亲属，在跟异教徒进行周旋时，不致伤害神圣的信仰。
凯特曼是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权宜之计，米沃什讽刺说是遵照“时代的要求”而采取的“伟大且行之有效的手段”。在二十世纪的欧洲，凯特曼以最精确严格的形式，在“人民民主国家”中被广泛应用。米沃什列举凯特曼的几类主要的表现，其中最普遍也危害最大的有“职业工作凯特曼”和“伦理凯特曼”。
米沃什举例说：如果作为学者去参加各种大会，那么我就会在大会上严格地“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做个适合的报告。他们要我做什么我都照做，利用我的名字也无妨，如果做到这些，我就能被批准通过科研项目，允许进入实验室，得到一笔资金。如果我是一个作家，在国家垄断出版而又有着严厉的审查制度的情况下，希望在书架上看到自己的作品，就必须为有资格从事写作付出代价。哪怕写一篇关于斯威夫特的论文，而且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也得宣称自己是“新信仰”的信徒；如果写小说，译诗，还必须写出一定数量歌功颂德的诗文。这就叫“职业工作凯特曼”。
没有哪一种类的凯特曼与“伦理凯特曼”无关。“新信仰”伦理规定一些基本原则，包括培养“新人”(或称“接班人”)各种条件都有着明确的比例配置。其中，为革命利益服务当然是第一位的。米沃什特别提到“告密”这种行为，他指出，古往今来从来不曾有人将它视为一种美德，但是在“新信仰”文明中，告密却是作为好公民的基本美德而受到赞许和嘉奖。他说有两类“看门狗”，一类狂吠而粗暴，另一类不声不响，隐藏在暗处，伺机咬人，当然在“新信仰”国家中享有最多特权的是后一类。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是，米沃什判断说，只要超过五十年的教育，一个人种就有可能定型，再也不能回归原貌，这就是所谓的“新人”。
“新人”的产生，是以社会道德的大面积败坏为代价的。民主产生友爱和信任，极权产生仇杀和欺骗；凯特曼盛行来自环境的逼迫，道德问题与政治体制原是大有关系的。在践行凯特曼的过程中，被培养出知识分子的某种变态心理，如米沃什所观察到的：“对多数人来说，必须生活在持续的紧张状态下和无时无刻不是处于警觉中，似乎是一种酷刑，但这同时也给很多知识分子带来一种受虐淫的乐趣。”把压迫变成一种内在需要，人性之扭曲，莫此为甚。
显然，伦理凯特曼是最强劲的一种凯特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