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气节何在？
由于威吓、诱惑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凯特曼风气，“东方知识分子”要保持自己的信仰、观念和个性变得十分困难，在书中，米沃什没有拿出任何一个独立的、反抗的人物介绍给读者。没有硬骨头，没有轨道破坏者，甚至连一个没有表演欲的人也难以找到；现实中多的是谄媚者、告密者、说教者、投机家、变节分子、势利之徒、犬儒主义者。米沃什认为，东欧千百万人的命运在知识分子作家身上的表现最为明显，于是他从熟人朋友中选择了几个典型，追踪他们的前后变化，透视现行体制的严酷性。
“道德家”阿尔法是一位著名的散文作家，米沃什的挚友。他在二战时期创办地下刊物，以文字投入抵抗运动，救助犹太人，反对群众性大屠杀。另一位是诗人贝塔，1943年为盖世太保所逮捕，先后关进奥斯威辛和达豪集中营。美国人将他解救出来后，留在西德生活。因为波兰革命的感召，回到华沙。
新秩序建立后，根据“莫斯科中央”的计划，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大步向前踏进。“现在的问题是，要么突然反抗从而跌入社会的最底层，要么就走进党为他们敞开的大门。别无其他选择，那种既想讨好上帝又想讨好恺撒给他们各付一枚硬币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阿尔法发表小说，获官方大奖，住进漂亮的别墅，在一系列政治宣言上签字，参加各种委员会的活动，到处发表演讲，热衷于作协组织的大规模作家旅行。米沃什说，阿尔法真正走出了自己的知识分子部族，由一个具有道德权威的作家变成一个“说教作家”。他在书中这样评述道：“只有对真理狂热的爱，才有可能阻止阿尔法发展成为后来的那种样子。诚然，假若他那时热烈追求真理，也许就不会去写那样的小说；他允许将自己的同情置于书报检查所规定的安全框架之内，迎合党的期望简化了他所描绘的事件的画面，同时也因此赢得了党的认可。”至于贝塔，同样醉心于参加各种活动，以前是腼腆的诗人，如今则完全变做了政客。他是位显要的宣传家，不再写诗，而是为官方周刊写作辛辣的杂文，打击国家的敌人。米沃什认为，贝塔与东方知识分子常见的情形一样：自毁才能。他评述说：“那些批判自己所处时代之政治制度的伟大作家和贝塔这类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全然不因袭苟且，他们不顾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进行活动，贝塔却是在将文字用笔写到纸上时，耳朵就已经伸出去，急于听到党内同志的掌声了。”
旧同学伽玛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排犹主义者，新政权成立后，迅速成为斯大林主义者。他最初出使欧洲，是个“受党信任的人物”，也为西方人士所欢迎。他的父母和妹妹随同数万、数十万同胞一起，被苏联强制放逐到极地附近的劳改营和地处亚洲的集体农庄，父亲最后死于流放地。但是，伽玛有本事把内心掩盖起来，高调发表演说，歌颂苏联的制度，声明谴责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人。他才能平平，战前的诗作不值一哂，由于地位的影响，现今已是出色的作家，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为了对所有作家实行正统观念的管束，他从国外使馆调回作协，被正式任命为“波兰所有作家的政治监督员和良心管理员”，他一句话就能决定作家的作品能否出版，能否得奖，能否得到住房和其他收入。
伽玛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知道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面临越来越大的苦难，也知道他自己是一个谎言散布者，要说的任何一个字都不会是他自己的；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负有责任，他的谎言应当由“历史决定论”负责。为此，米沃什说他是一个“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的人”。
戴尔塔没有能够像伽玛那样玩权力的游戏，他只能从萍踪浪迹中游戏人生。自从西方回到波兰后，他自以为找到了一个足够强大的庇护者，于是狂热鼓吹新国家。当局也正好利用他，一个拥有众多读者的诗人以开朗的乐观的调子制造爱国主义气氛。但是，这只是一时之需。由于戴尔塔从来未曾严肃地对待过政治和文学，因此遭到“严厉而精确的时代”的打击是必然的。幸而他还有剩余价值可供利用，上方最后还是给了这个多产诗人以积极表现、戴罪立功的机会。而他，果然立即写了几首热情洋溢的“严肃”的长诗作为回报，从此再次浮出水面。
对知识分子来说，改造的经历各不相同，各有各的标本价值，但都一样是终身的自虐性的工作。在改造过程中，知识分子承受国家机器的压力，从自主走向服从，终至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反过来强化了意识形态专政。米沃什十分感慨地说：“迄今为止，我们从未像在二十世纪这样受到意识奴役。”
今天的意义何在？
对于极权国家来说，《被禁锢的头脑》可以说是一颗重磅炸弹。据说当时就有人从美国用气球把它运送到波兰上空投放，可见它的政治影响力。无论是法西斯政体还是其他政体，任何压迫性政治体制都会产生如米沃什在书中所暴露的现象，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减，或者增加了市场主义的新的因素，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人们对此仍然不会感到陌生。只有在民主国家，呼吸着自由空气长大的青年人才觉得难于理解。
托尼·朱特曾经讲过他在美国大学里讲授《被禁锢的头脑》的课堂效果：
七十年代，我第一次给向往成为激进派的学生们讲这本书时，将大量的时间花在解释为什么“被禁锢的头脑”不好。三十年后，我年轻的听众们彻底一头雾水：全然不理解一个人何以将灵魂出卖给一种信念，更不要说是压迫人的信念了。到了世纪之交，我的北美学生几乎无一见过马克思主义者。
他说当代美国学生看不出这本书的意义何在。他们勉强可以领会如镇压、受难、宗教信仰之类，但对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催眠之类，始终大惑不解。他引用米沃什形容西方人和政治移民对此感到费解的话说：“他们不懂一个人如何付出——那些国境外的人们，他们不会明白。他们不知道这个人换取了什么，又以何种代价才将它换来。”
令人感兴趣的是，今天的波兰以及东欧读者如何看待《被禁锢的头脑》？那里的青年人能够理解吗？对他们来说，本书是否还保有原来的意义？因为在二十多年前，那里就已经改变了原来的体制，被称为“后共产主义国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