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专制主义的权力观：权力高于一切，权力是唯一的最高价值
在近现代世界上，大体存在着两种权力观：一种是专制主义的权力观，一种是民主主义的权力观。民主主义的权力观，主张主权在民，即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 人民是权力的最终决定者，也就是主张民权，即权力归民享民用民有；另一种是专制主义的权力观，主张权力归专制者个人所有，或者赤裸裸地主张“君权神授”， 宣扬统治者的权力为上天赋予，其权力代表“天意”；或者打着人民的旗号，宣扬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但却没有任何民意授受的程序和机制，就径直由一人专断独裁一切。这种权力观，认为权力高于一起，把权力视为最高价值；为保护、维持这种权力，可以动用一切，不惜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也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哪怕血流成河，哪怕洪水滔天。而民主主义的权力观，以民心民意民权为最高价值，当看到有更好的途径可以维护、实现这个最高价值时，当权者可以坦然地自愿让出权力， 放弃权力。而对专制主义者来说，让其放权，无疑于与虎谋皮，因为在他看来，权只能为他独享独有，如此才天经地义。而失去权力，对他就无异于失去生命；为权，为这个唯一的最高价值，专制者可以豁出一切，包括党和军队，包括国家和人民，一切的一切。
不管口头上怎么说，斯大林在骨子里，心灵深处，实际上抱的就是这样的权力观念。当他大反布哈林，推行同列宁新经济政策相背的方针路线，实行工业化“大跃进”、强迫集体化而遭到严重挫折，引发全面经济紧张，甚至引发1932—1933年大饥荒，造成近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激起党内对他权力的质疑，在党的十七大上丢掉近300张票，败给基洛夫时，他不是看到自己的错误，看到党心民心的向背，而自动放弃总书记职位，而是为维护这一权力，不惜伪造投票结果， 并大搞“秋后算账”，悍然发动“大清洗”，把十七届中央委员和党代表大会代表逮捕过半，对全党和所有反对派进行全面镇压。结果，株连、波及苏联社会各阶层，造成1937—1938年间68万多人被杀，300多万人被捕，至少近250万人被作为政治犯处理，[4]至于遭受株连者，则以千万计。
还不仅仅限于战前这一次大清洗、大镇压。战后，当斯大林怀疑军内党内出现对其不忠的苗头，感到权力、威望受到威胁时，再次向党内、军内干部开刀，制造了“航空工业案件”、“明格列尔案件”、“列宁格勒案件”、“医生案件”等等，仅在“列宁格勒案件”一案中就冤捕冤杀2000多人，甚至连当时党内最年轻有为、最有前途，并看好未来党政接班人的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也蒙冤受屈，不能幸免于而死于非命。
斯大林“这把刀子”为什么会向共产党自身开刀，而几乎导致党和国家统治上层的自废武功？回答这个问题，只能综合上述各个方面的因素，既看到俄罗斯教派厮杀恶斗的“大”传统，又看到俄国革命运动中党同伐异的“小”传统；既看到歪曲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把阶级斗争“利器”指向党和人民内部的理论错误， 又看到从神化党、神化领袖，到最终神化斯大林个人，造成对他的个人崇拜的整个造神过程；既看到苏联党政高度合一，最后党也长入国家和经济权力机构，成为其核心枢纽，而党的最高领导人则变为独裁者和极权者，同时也联系到专制主义权力观对斯大林所起的异化、腐蚀作用，对他心灵所产生的毒害，——只有对上面这一切因素，所有方方面面，做出综合分析，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斯大林“这把刀子”对其统治集团自身实施“自残”、几乎“自废武功”的深层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