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斯大林权力的个人化、独裁化过程
仅有整肃、打击政敌的庸俗社会学理论，没有一套权力独裁化、极权化的体制机制，整肃政敌，打击反对派，还不可能获得制度的合法性而落到实处。斯大林取得总书记职位后，在把这一职务转变为实际的“无限权力”时，有一个权力个人化、独裁化和极权化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同他以阶级斗争尖锐化为标榜、以庸俗社会学为掩盖的这套整肃理论的产生、发展，几乎是同步的。
斯大林权力个人化、独裁化的过程，是从1923年秋反对托洛茨基的党内斗争开始的。此前，列宁已经失语不能视事；斯大林利用总书记的权力，把原来书记处这个政治局的实际办事机构、秘书班子，变成了可以掌控全党人事权力和情报信息的核心权力机构。当时在中央存在着分别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和布哈林为代表的四个政治派别；靠着职权、地位完全变化了的书记处，和由自己掌控的中央组织局，斯大林对这些派别采取了又打又拉、分化瓦解的策略：最初是拉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结成“三驾马车”，中立并稳住布哈林派，集中打击托洛茨基派。待打垮托洛茨基之后，又转过来拉拢布哈林派，打击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他们同托洛茨基捆绑在一起，作为“托季联盟”来加以打击。将“托季联盟”反对派打垮并开除出党后，从1928年春夏起，又开始了以布哈林、李可夫为主要斗争目标的所谓“反右倾斗争”。经过一年时间，打倒布哈林“右倾集团”后，从1929年开始，由斯大林一派完全掌控了中央权力；但这时，斯大林个人还没有取得对权力的完全垄断和独裁。
1929年后，工业“大跃进”和农业集体化的后果突出显现出来：经济持续紧张，1932—1933年发生大范围的严重饥荒。这期间，斯大林的权力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起起伏伏，涨张落落。1934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是斯大林实现个人对权力完全垄断、完全独裁的标志性会议。首先，十七大赋予党以直接管理国家和管理经济的万能职权，这给党的最高领导人以真正的无限权力。其具体措施是，从中央到地方，党的各级委员会设置了与政府部门完全平行的、 名称相同的生产—业务部，而把相应的同一政府部门置于党的同名称部的领导之下，这样，党就完全包揽了对生产—业务的全权领导。其次是，十七大决议取消了由列宁奠基的党和政府的监督机制。这次代表大会不仅撤销了政府中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还把原先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改组为在党中央委员会隶属下、由一位书记主管的监察委员会，这就大大降低了这一机构的监督监察职权。一方面是，取消了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有全权对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进行监督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另一方面，却又无限扩大了党对国家和经济事务的管理权限，这样就为斯大林个人控制一切、独裁一切，提供了完全合法的、得心应手的机制。
这样，从联共（布）十七大以后，斯大林便开始了真正的独裁极权时期。
5、由对党、对领袖的神化，发展到对斯大林个人的神化
获得一种无限的绝对权力，既要有体制机制的保障，也要有理论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保障，二者缺一不可。斯大林是深谙其道的。事实上，他在建立自己无限权力的体制机制时，早已在理论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为自己的无限权力准备了条件。这就是对党的神化，对领袖的神化。斯大林在其出任总书记的早期，主要是着眼于神化党、神化领袖，给全党、全民造成党永远正确、列宁永远正确，列宁和党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印象和观念；而他本人是“列宁的学生”、党的领袖，依此逻辑推演， 他自然也永远正确，永远不会犯错误。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利用1929年12月月21日自己50寿诞之机，在整整一周的祝寿活动中，《真理报》连发《斯大林与党》、《斯大林与军队》等文章，再加上全国各地，包括工厂和集体农庄发给他的如雪片似的致敬信与贺电，开始树立对他的个人崇拜：斯大林就是党，党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像神一样，是永远正确，永不犯错误的。这样，就从神化党、神化列宁、神化领袖开始，到斯大林即等于党，等于列宁，进一步完成了对斯大林个人的神化。
有了理论观念和意识形态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神化，加上党和政府机构设置上的无限权力机制，二者两相结合，斯大林的一言九鼎、极权独裁地位就完完全全确立了下来。
然而，仅有这种像帝王一样的无限权力，并不见得会剑指宫廷，向自己的统治集团开刀；这里还得添加一味催化剂：具有专制主义的权力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