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左右翼青年阵营鲜明、剑拔弩张；他们不仅动口、而且动手。以现场的几个小团体为例，无论RCY(革命共产主义青年)还是YNL(青年列宁主义联盟)，都拥有自己训练有素、好勇斗狠的纠察队。其中YML的纠察队被认为“极富纪律”、“令人吃惊地精通短粗木棍和铁棒的使用”。后来，许多当事人回忆说，得到这个消息后，“纷纷从随身携带的塑料包里找出防护面罩。有些人拔出椅子腿，有些人收拢着工程用的石块。……狂热的喧闹、小型的戒严控制了巴黎大学”。
附近教室里的一些左翼学生也纷纷赶来。五百余人聚集着，准备把巴黎大学变成战场。这时候，又一个次要人物出现了。正是他与传讯“红色达尼”的警察、与倒霉的格拉潘院长一起，阴差阳错地制造了5月3日的骚乱，制造了那块铺路石，并引发了长达月余的法国大动乱。
这个人就是巴黎大学校长罗什。
1968年5月19日，第21届嘎纳电影节停办，导演特吕佛，制片人克劳德-雷路许，大师级导演戈达尔。
铺路石
两个多月来，罗什始终忧心忡忡。他担心农泰尔校区的瘟疫弥漫到圣米歇尔校园；他担心自己重蹈格拉潘院长的覆辙。这一天，当左翼学生们忙着武装校园时，罗什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他不是不明白召来警察的后果，但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巴黎大学变成斗殴场。几经犹豫之后，他终于拨打起了巴黎警察局长穆里斯-格里莫的电话。
穆里斯-格里莫是一名青年问题专家，一个学者型的官员。他很讨年轻人的喜欢。正因此，这个优雅、细腻、性情温和的业余作家，才被调任“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的巴黎警察局长职务，以应付越来越频繁的校园骚动。罗什希望，以穆里斯-格里莫的经验，圣米歇尔的斗殴或许能够平息。
问题在于，这个晴朗的午后，穆里斯-格里莫正乘坐一架直升机、翱翔于巴黎的上空。罗什找不到他，于是这个倒霉的差使，落到了警察局办公室主任保利尼的身上。后来，洛朗-若弗兰写道：“穆里斯-格里莫在现场的话，兴许就不会发生骚乱。”
比起罗什，保利尼更显犹豫。他不愿去捅大学这个马蜂窝。但在罗什的反复央求下，他到底让步了。他让罗什提交一个书面申请，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么一来，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措，“警察介入大学”，至少有了一面挡箭牌。
接近午后三点钟，大队警察终于出现在了圣米歇尔校区。在场的主要学生领袖、“法全联”副主席雅克-索瓦热奥很识时务，他知道这一场架是打不起来了。他主动上前和带队警官协商，希望允许他们离开圣米歇尔。带队警官也很干脆：这不是镇压，这是疏导；学生们当然可以离开。但，为防止闹事者再度集结，他希望小伙子们“能坐着警车离开”。
这个纯属画蛇添足的手笔，是这一天无数阴差阳错的又一个。后来，评论家皮埃尔-蓬特写道，“只要让肇事者自行离开……一切就会进入秩序”。随即，又一个小过失使事态雪上添霜、并最终一发不可收拾：由于警察们毫无准备，他们只有几部“色拉筐”(警车的戏称)；而需要运送的学生多达四五百人，于是，装车工作慢吞吞地进行着。在警车往返运送之间，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大约五时许，正值学生们下课、去饭堂，他们纷纷加入了围观的行列。聚集到几千人的时候，突然间，一声“猪猡们滚出去”响起了。随即无数学生加入了混乱的叫骂。正当警察们不知所措之际，那名邋遢的、不知名的、科恩-本迪所说的“3月22日运动”成员，拾起了那块铺路石。他划出一个完美的曲线，准确地击倒了大约20米开外的法国警察队长克-布律内。 (原标题：巴黎：一块石头的运动轨迹，作者：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