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个星期，将是法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星期。”这个晚上，面对几百名为他举行凯旋会的青年，科恩-本迪一本正经地、多少显得煞有其事地宣称：“我们将和这个星期融为一体。我对你们说知心话，由于我是带头者、领袖，我将放弃个人崇拜……”
在一波波的欢声笑语中，这一天，在场的几百名青年无不认为，“红色达尼”在说俏皮话。又何止是这些学生？也是这一天，在自己的办公室，蓬皮杜总理这样描述法国的状况：“政府是稳固的，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基础上的。”至于大学里的小动静，他认为即将问世的改革计划，“将引发一场有益的、丰富多彩的大辩论”。而与此同时，当工会领袖们走进劳工部长马赛尔-让纳内的办公室，进行每年四月底例行公事般的“五一”游行申请时，马赛尔-让纳内平静地询问，“不会出什么问题吧”？那些工会领袖回答，“秋季前大概没问题”。
这一天，除了科恩-本迪自己，或许没有一个法国人预感到暴风雨的来临。甚至，五天以后的1968年5月2日，当百余名“3月22日运动”成员再度出手、如同儿戏地第三次占领学院行政楼时，这些亲历者也丝毫不能预料到，此举将引发怎样的轩然大波。
1968年5月19日，第21届嘎纳电影节放映大厅，西班牙导演卡洛斯索拉参赛影片即将拉开帷幕。后因“五月风暴”，电影节被取消。
天井院
学院行政楼第三次被占领后，格拉潘院长终于动怒了。
两个多月以来，这个老实得有点窝囊、温和得近乎懦弱的老头儿，遭遇了接二连三的空前凌辱。在法国教育界，他已经成为一个失败的象征。他不愿再容忍，他决心惩戒“红色达尼”及其同伙了。这一天下午，通过学校纪律委员会，他给科恩-本迪等八名“3月22日运动”首脑送来了法庭传票。与此同时，他贴出公告，宣布关闭农泰尔文学院，以釜底抽薪地让科恩-本迪丧失主要舞台。他的这些手笔如此干净利落，以至于被认为“表现出了一生中绝无仅有的勇气”。
那么，格拉潘能够想到么，和那名传讯科恩-本迪的警察没什么两样，他的这些手笔是如此笨拙、如此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们只会按照常理出牌，而科恩-本迪却不仅能够嗅到暴风雨的气息，他并且诡计多端、花样百出。这是庞大臃肿、恍若巨象的管理当局与机智灵活、犹如小猴子的“红色达尼”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的开始阶段，从格拉潘、阿兰-佩雷菲特到蓬皮杜、戴高乐，无不大输而特输。
接到法庭传票后，科恩-本迪不惊反笑。当天晚上，他迅速召集了几个学生领袖商量对策，其中包括“法全联”副主席、曾认为科恩-本迪“太不可预料”的雅克-索瓦热奥。在简短的会议后，鉴于农泰尔文学院已经关闭，他们决定转移战场，次日在巴黎大学圣米歇尔校区天井院举行集会。
天井院的集会，一开始显得异常疲沓、冷清。只有两百余名青年前来参加。更要命的是，无论雅克-索瓦热奥还是法国共产党《人道报》主编乔治-马歇，两名演讲者的表现都令人不敢恭维；而辩才无双、恣意汪洋的“红色达尼”，这一天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现场始终懒洋洋地。洛朗-若弗兰后来写道：“中午时分，大家分散去吃午饭；午饭后，也许会有更多的参加者。”
午饭后，参加者果真多了些，但现场依旧是“上午呆滞集会的重复”。这个时候，一个饶有意味、至今扑朔迷离的小插曲发生了：主角科恩-本迪悄悄离开了会场；而一个小时以后，一名青年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说，百余名极右翼分子携带器械，正在赶赴天井院的路上；他们打算扰乱集会并袭击左翼学生。
这句话引发了天井院的沸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