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的观察与思考中，一群群青年渐渐走出冷战，走出了无止无休的意识形态论争。是的，无论莫斯科还是华盛顿，它们说法不同，但实质无异；它们都是科学主义、“理性精神”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产物。它们都以机器、工具为出发，自觉地束缚、被奴役于机器和工具，只不过一方在说，私有制更适合工具的发展，另一方则抗辩说还不够，还要再进一步。但，人生是这个样子的吗？所有这些人为的产物，无论机器、社会组织、政权还是家庭，都应该是人的工具，而不是相反；它们都应该让人活得更好，而不是反过来奴役人，让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让人受压迫于权力和货币……
也是在对工具理性的反思、“生活即目的”的思考中，科恩-本迪渐渐成为一名安那琪分子了。他以愤怒、叛逆的形象，肆无忌惮地抨击着现实中的一切，伦理、家庭、政权、宗教、资本主义与苏俄集权主义……他反抗一切。他刺眼的红棕色头发，他“红色达尼”的绰号，他的才华、风格、个人特质与澎湃激情，后来也无处不在地贯穿了1968年5月的法国。几乎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席卷法国的“红五月”就不会如此动人，如此让后人反复评说。
然而，如果这一天米索夫采取了克制态度，那么，农泰尔星火会不会成为“红五月”的先声？这个年仅22岁、后来被称为“红色达尼”的愤怒青年，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度堪与戴高乐较量的法兰西中心人物呢？这一切都是永恒的历史之谜。无论如何，这一天米索夫的反应，粗暴、过分乃至夹杂了大腹便便的恶俗官僚气息。
米索夫回答：“如果你有这个方面的问题，那么，建议你一头扎进这个游泳池，用冷水来败败火。”
在百余名青年的哗然声中，科恩-本迪大声地喊道：“听，我们得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法西斯式的回答！”而另一名在场的学生后来回忆说，科恩-本迪的这个记忆有误；他当时说的是反话：“希特勒万岁！米索夫先生，你真了不起啊！”(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5月风暴史》)
1968年6月12日，法国巴黎，学生发动反政府暴乱，几名法国学生从暴乱现场逃离，其中一名受伤。
“3月22日运动”
当天下午，这场被法国官史称为“口角”的冲突，迅速传遍了整个校园。在农泰尔文学院的各个角落，学生们纷纷议论着这个原本默默无闻、时为社会学系三年级学生的红头发青年。他们并为他取了一个亲切的、有着浓重格瓦拉色彩的绰号，“红色达尼”。
这是“红色达尼”在历史中的第一次登台亮相。他由此获得了百余名青年的追随、几千名学生的关注。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去的日子，他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百出的花招、“捣蛋鬼”的风格，渐渐使他成为法兰西家喻户晓的人物，也渐渐使法国“红五月”超越了大洋彼岸的美国青年：从身体的解放、欲望的狂欢，演进为和平理想，演进为青年的主体性，演进为社会福利，演进为政治制度，并始终贯穿着“人类该如何栖息”的永恒话题。
2月14日，西方情人节。这一天，在副主席雅克-索瓦热奥的倡议下，法兰西全国学生联合会(以下简称“法全联”)发起了罢课运动。五十余万大学生大多卷入了这场风潮。然而，“红色达尼”很快发现，在阿兰-佩雷菲特抛出“成年界线”法案之后，大学生已成为主流舆论的谴责对象；倘若再围绕“夜间互访”问题做文章，法国青年将失去大多数人。为此，他狡黠地将目光转向了反战运动；他并向“法全联”建议，以几天后的2月21日为“越南日”，发起全国范围内的反战集会和示威游行。
在雅克-索瓦热奥等人看来，科恩-本迪“太无政府主义、太不可预料了”。为此，他们拒绝与他合作。而在这个努力失败后，科恩-本迪也厌倦起了“法全联”的瞻前顾后、官僚做派。他决定自己干。
他抛出了又一个新名目。长久以来，法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异常古老、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大学是神圣的，所有暴力机器都不得介入。然而，在学运潮流愈演愈烈之际，是格拉潘院长而不是其他人，在一场小骚乱中招来了警察。以此为借口，科恩-本迪向格拉潘提出申请，借用一间大阶梯教室，以全校性辩论的方式来探讨“格拉潘做得对不对”。
理所当然地，格拉潘拒绝了。这正中“红色达尼”的下怀。他仿佛有了天大的理由，2月29日这一天，他率领百余名青年大摇大摆地强占了学院行政楼。而在格拉潘让人拉下电闸后，他大声叫喊：“两分钟！两分钟之内不恢复供电，我将占领整个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