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适得其反”的评价是准确的。它折射了法国政府的尴尬处境。它站在两代人之间，寻求艰难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平衡；它站在新生群体与千年传统之间，不能不要未来，更不能不顾现在。这注定了它的两面不讨好……
在阿兰-佩雷菲特部长、蓬皮杜总理乃至戴高乐总统都小心翼翼地面对青年问题时，可以想见，米索夫的轻率之言，将引发学生们怎样的愤怒。这一天，当米索夫依旧以傲慢姿态，走向聚集着的百余名青年时，一个有着红棕色头发的学生也向他大步走去。在狭路相逢的火药气息中，这个年轻人冷冷地说道：“我读了阁下的白皮书。我注意到，在600页的荒谬之言中，竟然没有一句谈到青年的性问题。”
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红五月”风暴的主角达尼埃尔-科恩-本迪。
1968年5月19日，第21届嘎纳电影节进入第10天，后因“五月风暴”电影节流产，现场失去控制。
科恩-本迪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1946年生，德国籍犹太人。与其说他是那个刻板、严谨、天赋过人的民族的产物，毋宁说，他是纯粹的、彻头彻尾的法兰西之子：远在1933年，为躲避纳粹的反犹迫害，他的父母就举家迁徙到法国莫托邦；在那个宁静的小镇，他们先后生育了两个儿子，卡布里尔与达尼埃尔。直到1959年，他们才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而此时，那些卢梭式的、洋溢着法兰西色彩的气质，挥洒个性、崇尚想象、歌颂自然、视情感而非理性为人生的终极价值……所有这一切，早已融入了他们的心性与魂灵。后来，洛朗-若弗兰这样评价卡布里尔：“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
与自己的兄长相比，科恩-本迪走得更远。1965年，他们的父母先后去世后，“他为了返回法国……而在农泰尔文学院注册了社会学系”。从此，他依靠微薄的助学金生活，并渐渐表现出贯穿“红五月”风暴的那些气质：他的老师、社会学系主任阿兰-图雷纳后来回忆说，他生动活泼、热情洋溢，喜爱辩论并极富怀疑精神，“他在课堂上的讲话从没少于十分钟”；洛朗-若弗兰则概括道，“他炽烈、凭直觉行事，具有天赋的鼓动才能……他是同代人中出类拔萃、犀利善辩的演说家”。
不仅如此。在农泰尔文学院的几年，科恩-本迪手不释卷、“为言论所麻醉”；他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安那琪(无政府主义)思想。他并誓言埋葬旧伦理、旧社会、旧国家乃至旧世界。他的精神历程，完整地展现了“婴儿潮”一代的普遍观感。
1956年初春，在一个深夜的秘密会议中，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作了《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份报告掀开了世界范围内的去斯大林化运动。西方左派先是一片哗然，继而开始了长达几年的争论。一些人指责说，苏联、赫鲁晓夫正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另一些人则反复控诉着斯大林的罪行。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意味着苏联神话的破灭。苏维埃俄国不再代表人类的未来了。
换言之，在长达几年的争论中，应声倒下的不仅是斯大林的雕像，还有两代人的苏俄梦。与此同时，冷战铁幕、“杜勒斯主义”、去殖民化运动、越南战争……一波又一波的事件、风潮，也粉碎着“天赋人权”、“普世价值”的说辞，乃至1789年的神话与《独立宣言》的盛典。不是吗？西方的撤离殖民地，并非因为自由梦想、人权信念或博爱精神，而是因为失败与流血；不是吗？在越南战场上或死或残的那些青年，与其说是死在游击队员的枪口下，毋宁说，他们死于白宫和华尔街的一己私欲；不是吗？在公民权利、“人人平等”的粉饰中，政客、寡头与银行家们依旧高高在上，劳工、普通民众乃至中产阶级依旧被盘剥被奴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