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3日，下午五点半，一个头发肮脏、“脚穿克拉克牌皮鞋”、“衣领皱巴巴”的青年，捡起一块铺路石向不远处的一部雪铁龙警车掷去。瞬间之后，车窗玻璃碎片横飞，警察队长克-布律内应声倒下。
这是发生在巴黎圣米歇尔大街的一幕。当时，几千名青年与几百名警察对峙着，“不许带走我们的同学”、“巴黎大学是大学生的”、“猪猡们，滚出大学去”……各种各样的呼喊声此起彼伏。现场如此混乱，以至于见证者之一罗朗-卡斯特罗只记得掷石者的装束；而法国“红五月”精神领袖、“3月22日运动”创始人科恩-本迪也仅仅在事后听说，那个青年是他创建的这个小组织的142名成员之一。
这个不知名的青年能够想到么，他投掷出的这块铺路石，不仅是席卷法国的“红五月”风暴的先声，它改变了几位后来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密特朗、希拉克，乃至法兰西英雄、第五共和国缔造者戴高乐的命运；它还是20世纪法国、欧洲以及全世界的转折性象征。在它之后，世界从前现代迈入了后现代；它的主要遗产，就是我们今天所目睹、亲历并参与的这个多元、斑斓而世俗化的世界。
“我们反抗父辈，但并不想杀死父辈。”科恩-本迪后来概括道。如果说，中国的红卫兵狂潮可以视作一场手笔浩大的乌托邦试验，而美国长达四年的青年抗议运动始终以肉身与欲望为驱动，那么，法国的“红五月”风暴，则始终洋溢着清新、理性与“生活即目的”的永恒诉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红五月”的遗产才如此丰美，如此多姿多彩。
农泰尔的星火
“红五月”的最初星火，可以追溯到当年年初的“农泰尔事件”。
1968年1月8日，法国青年体育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前往农泰尔文学院，视察新建成的游泳池工程。视察结束后，他拒绝格拉潘院长悄悄离开、“从一道小门出去”的建议；他走向了一群神色激愤、等待已久的大学生。他知道这些学生对他的《青年白皮书》耿耿于怀，但他不愿有失脸面地偷偷溜走。
所谓《青年白皮书》，指的是不久前问世的一份青年问题报告。远在上任之初，戴高乐将军就叮嘱这个春风得意的年轻官员，“好好看住青年人，研究他们”；为此，米索夫召集了一小群专家、学者，在分析、预测的基础上抛出了这份文件。米索夫这样告诫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法国青年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寻求异性。他们为性欲问题闹个没完。……(但)他们的第一目标应该是职业的成功……”
这个论调让千万青年愤愤不平。当时，包括农泰尔文学院在内，众多大学正以罢课、周期性骚动的方式，争取男女夜间互访的权利。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是个开明、好脾气的中年人，他为此左右为难：一方面，主流舆论依然充斥着清教徒般的色彩；那些一战前后出生、信奉共和政体、经历过法国光复并视戴高乐为神祗的中产阶级，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像自己一样生活；在避孕药刚刚问世的年份，他们甚至要求自己的女儿或儿媳直到新婚之夜还是处女；另一方面，对出生在二战之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岁月、被称为“婴儿潮”一代的法国青年来说，这一切不仅散发着陈腐气味，它甚至显得荒诞、荒谬，乃至充满了道貌岸然、自欺欺人的虚伪劲儿。
也就是说，这是两代人的对抗。法国政府夹在其中，动辄得咎。它折磨着历任教育部长、乃至蓬皮杜总理的神经。在克里斯蒂安-富歇的教育部长任上，一项旨在折中的法案被通过了：女生可以在夜间11点之前造访男生宿舍，但女生宿舍的隔绝是“不容更改的”；在阿兰-佩雷菲特的教育部长任上，他试图以21岁(法定成年年龄)为界线，成年学生的一切交往都不受限制，反之则不行。但无论哪项法案，都遭受了全社会的一片嘘声。中老年人抗议说，这么一来，“一切都将乱套”；法国青年的态度更为激烈，他们大声咒骂：“伪善！这个令人作呕的政府，它谁都想讨好，结果只能适得其反。”(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