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大学生们为了急于表达自己与犹太人、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共戴天的政治立场，面对这份从天而降的书目，立刻拿来为自己所用，并且改变了清单用途。这份书目成了以后纳粹党的禁书指南，上了这个名单的作者，绝大多数要么遭到迫害，要么被迫流亡，还有一部分作者的作品从此被蒸发，仿佛在德国作家群体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一位作者以及作品。
按说，为纳粹党清除“非德意志精神”起到重要作用的沃尔夫冈赫尔曼应该飞黄腾达了。但他偏偏在加入纳粹党时站错了队。他加入纳粹党时，并非是一个纯正的“希特勒派”，而是希特勒党内对手施特拉塞派的同情者，他对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十分轻视，还发表评论说：“希特勒的自传是运动的最重要权威性依据，然而这一自传在思想上没有独创性，在理论上也没有成熟的见解”——赫尔曼作为史学博士，轻视希特勒是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正如海德格尔、施密特对希特勒都没有什么太高评价，但他们却服膺权力，为希特勒的罪行不断进行可耻的辩白。赫尔曼没有多久便迎来了厄运。
焚书事件发生后的5月19日，赫尔曼受到了文章的攻击，引用了他评价希特勒的材料——于是，赫尔曼结束了短暂的“伟大”，他尽力表白了对希特勒的忠诚，纳粹党也给足了他面子，让他去当了柯尼斯堡市立图书馆馆长。1936年秋季，纳粹党甚至还打算提拔他做政治领导人，但赫尔曼性格十分脆弱，当年他对希特勒的评价使他惶惶不可终日，于1936年12月12日，写信给纳粹党地方组织：“我请求，就1932年我对元首不恰当的评论一事，提起党内诉讼，并由组织作出澄清。”直到1938年四五月间，才由纳粹党最高权力机构作出批示：“案件于1938年4月27日按元首的意思停止。”赫尔曼安宁了。随后，二战爆发，赫尔曼被发配到前线，于德国战败前不久阵亡。
可耻的一夜
4月26日开始，德国大学生们按图索骥，到各家书店、图书馆开始没收图书，为防止遇到反对和抵抗，他们身着党卫军制服，对图书的拥有者进行威吓。
德国大学生的焚书活动原本是自发的、带有象征性的行动，当纳粹党宣传部得知这一行动之后，立刻施加压力，使行动变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清洗行动”。5月9日，纳粹党宣传部宣布：“就你们5月3日所写的信，今天已经电话通知你们，部长先生准备于5月10日24时在菩提树下歌剧院广场致火词。”行动由此变成了纳粹党的官方行动。
于是，摧毁人类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最可耻的一幕上演了。
1933年5月10日晚，广场充满了节日气氛，既有学生也有教授，还有许多市民前来围观，但是，面对欧洲思想史上这起严重犯罪事件，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任何异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