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昭说，她远不及姐姐精明，她排行老二，外号“二木头”。
严昭从未说及严慰冰患有精神病。然而，严慰冰有无精神病，对案件却至关重要。因为一旦证明严慰冰患有精神病，那么那40封化名信都出自精神病人之手，不仅严慰冰“无罪”，陆定一也免受牵连。
陆定一坚持说严慰冰有精神病，他曾这么说及：
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了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处理其他事情还是正常的。我曾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神经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样一种病，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对某些特殊事件，表现很不正常。严慰冰得的正是这种病。（陈清泉《在中共高层50年：陆定一传奇人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丁凯文先生依据1967年6月13日《卫生战报》第三、四期合刊所载《严慰冰“会诊”案件内幕》一文，指出自1961年至1966年，陆定一曾为严慰冰组织过六次专家会诊，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次会诊：1961年3月，卫生部保健局电告上海卫生局，通知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和精神病科专家粟宗华到北京报到。薛、粟到京后，又同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同机飞广州（当时，陆定一和严慰冰住在广州）。粟宗华根据薛邦祺介绍的严慰冰病情和体检结果，以及自己所观察到的，做出严慰冰患有“更年期精神病”的诊断。
第二次会诊：1963年夏，公安部门已经查明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的人就是严慰冰。这年11月，陆定一带严慰冰赴上海治病，仍由薛邦祺和粟宗华负责为严慰冰会诊医治。薛邦祺、粟宗华诊断严慰冰患有“多疑性精神病”，并和一位医生在陆定一的住所，为严慰冰做了五十次胰岛素休克治疗。陆定一还向薛透露了严慰冰攻击林彪一家的行为。
第三次会诊：1966年2月18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卫生部副部长兼北京医院院长黄树则等人在卫生部某处为严慰冰会诊，会诊的目的：（一）“病人”这些表现是思想意识问题还是病态？（二）若是病，是什么病？如何解决治疗问题？（三）对病势的估计如何？（四）治疗方法，在什么地方治疗？病人不承认自己有病，如何使她接受治疗？医生根据严慰冰的病史进行讨论分析，都认为严慰冰患有猜疑性（偏执性）精神病，提出可去香山疗养加药物治疗，或用电休克等。
第四次会诊：1966年2月21日，钱信忠、史书翰通知卫生部医疗处请上海的粟宗华来京为严慰冰会诊。2月22日和23日仍在卫生部某处为严会诊，专家们同意严慰冰属于“歇斯底里性格基础上产生的偏执状态”。有的医生“提出是否可以去‘四清’，加药物治疗”，还有医生则建议使用胰岛素休克加电疗等。
第五次会诊：1966年3月4日晚，由史书翰出面组织一次大规模会诊，这次会诊专门讨论有关严慰冰的“治疗”安排的问题。会诊后，史书翰亦亲自带领医生去北医三院挑选精神病病房。
第六次会诊：根据第三、四次会诊，医生建让严慰冰服用药物斯特拉金。由于药物的副作用，1966年4月8日，医生们再次给严慰冰做了会诊，询问了病情，并为严慰冰作了体格检查，未发现异常（据当时病历记录），但没有对前几次会诊的诊断提出异议和疑问，仍按原治疗计划给以药物斯特拉金服用。
前文提及，据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回忆，公安部六局副局长海宇曾经从北京医院、华东医院严的病历上了解到，自1952年开始严就有精神病或偏执性精神病的记载。
严慰冰本来是个正常人，在延安时候并没有精神病。家族中也没有精神病史。严慰冰在1952年去医院检查精神病，是由于当时她极度烦躁，在家中与丈夫陆定一无端吵架。
陆定一曾经这么说及：
严慰冰是个好人、好同志。她本来没有神经病。1952年“三反”“五反”时，上面背着我在中宣部找“大老虎”，他们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中宣部的副部长)的儿媳妇打成“大老虎”。整了她们俩人的材料，开中宣部全体人员大会，在大会上宣读，要她们交代问题，一直搞了三年，不给她们一次发言的机会。迫害他们的人心虚理亏，不敢让群众听到她们的答辩。这样的刺激，使严慰冰害了神经病。我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她经常与我吵架。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在全国开展的政治运动。由于蒙受不白之冤，严慰冰一度患上了失眠症、烦躁症。医生认为这是在政治运动中精神上受到严重刺激所致，并未认为她患精神病。随着时光的流逝，失眠症、烦躁症离严慰冰而去，严慰冰的情绪也就恢复正常。
陆定一一再申辩：“严慰冰之所以写匿名信，是因为她患有精神病，把握不住自己。”不言而喻，陆定一是借严慰冰“患有精神病”减轻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