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家有毛主席著作，人人读毛主席的书成为文革时尚
孔庙大成殿内的明彩塑孔子像，被挖了眼，扒了心，全身贴满了大标语，然后被拉倒、装上卡车游街示众，最后被砸毁。图为拉倒前的孔子像
“文革”中毛泽东的悲剧
１９７６年６月１５日，病重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说了一番类似“临终遗嘱”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他谢世三个月前说的，代表了他晚年的一种真实的思想。当时他对自己晚年的思想和实践，已经出现了一些自省和忧虑。
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的胡乔木，还谈到了这样一件事：晚年的毛泽东曾引用过四川新都宝光寺的一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不了了之”。人家问他，他就说不了了之。最后他也确实这样去了。（胡乔木在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同《历史问题决议》起草小组的谈话，转引自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
这位世纪的伟人在晚年之所以如此地悲观，是因为他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已经与自己的主观愿望相悖了。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他的确认为“文革”是为他自己的党和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当然，他在临终的自省中也不认为是件大好事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历史问题决议》）
在这里，毛泽东确实有对清除官僚主义等多年积弊的真诚愿望，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世界的憧憬，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历史问题决议》）再加上林彪、江青等人利用，因此，他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所抱有真诚的愿望，就走向了反面，结果酿成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这种始料不及的事与愿违，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也从辉煌的顶峰无可挽回地跌落到悲壮的谷底，其自身所涂抹的悲剧性色彩就更加浓重。
“文革”中的个人崇拜和“顶峰论”，是毛泽东能够将这场浩劫持续１０年之久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