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大型宣传画--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奋勇前进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早就注意到防止可能产生个人崇拜现象，并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告诫党，要从李自成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由他提议党中央通过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名字，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正确决定。在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又郑重地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报告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防止个人崇拜这种现象的发生，已成为党内的共识。
但是，在“文革”中的１９７０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却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过去的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
毛泽东何以要公然提倡个人崇拜呢？“文革”问题研究专家席宣对此有正确的论述：“这个道理其实并不深奥：一个领袖提出了推行了错误方针，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也遭到一些负责人和干部的抵制和反对。但是，领袖本人却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要力排众议，要‘反潮流’。当他要继续推行错误方针时，就不能不更加需要依靠个人的绝对权威。因此，在他看来，个人崇拜确实是需要的，而且能够多一点才好。”（席宣：《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
毛泽东思想，本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但是，“文革”中如火如荼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到了“万物生长靠太阳”、“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到了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到了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肉体上的时候，则使这种即使正确的思想，也只能成为空洞的教条。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的“文革”期间的“语录战”，即是这方面的最具体的表现。“文革”中各类组织的造反派，造反夺权，“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造反派这些非法、犯罪行为所援引的某些“理论”根据，大多是出自《毛泽东选集》和“最高指示”。
另一方面，这种个人崇拜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群众政治学习运动”。在伴随着“反修”运动展开的空前规模的“雷打不动”的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中，为了“理解、领会”伟大领袖的那些思想，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就是无法计算的了。
这种全民学习的结局固然令人叹惜，但给毛泽东涂抹上悲剧色彩的还是在中央高层。１９７６年的毛泽东之所以对“文革”如此没有信心，以他的雄才大略，自然是看出了这种个人崇拜并不能永远真正统一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在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后，毛的情绪一直是沮丧的。作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被当做接班人精心培养，他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条件可说是天下第一。可结果呢，却学成了一个两面派、阴谋家。毛泽东对其后政局发出了无奈的“天知道”的感慨，自然是他晚期造成的一种历史悲剧。
“一个人的悲剧，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在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的“文革”，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二月逆流”；批林批孔（实为批周），无一不是毛泽东个人凌驾于党中央集体之上，独断专行的结果。毛泽东身上的悲剧，也给整个国家和民族抹上了悲剧色彩：党章、宪法遭践踏；党的正常生活遭破坏；政治局、国务院名存实亡；上自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反思毛泽东身上的悲剧，在感受历史的无情和残酷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历史的警示意义：党如果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后果就必然是全党、全局性的错误。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很值得后人三思，当然更值得那些至今仍对“文革”持某种肯定态度的人三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