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毛泽东身上的悲剧

　　“以阶级斗争为纲”只能破坏社会主义事业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写道：

　　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一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只要有条件，也要这样做。

　　这是“文革”中有名的“五七”指示。

　　毛泽东的这封信，由林彪转呈中央，并于当月１５日全文转发全党。在转发通知中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同年的８月１日，亦即１９６６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将这封信的基本精神向全国公布。社论评价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这个被毛泽东认可的社论表明，他决心以政治强力即变本加厉的阶级斗争，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模式。

　　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把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也响彻全国。伴随着这一口号，农场、学校、干校等都贴上了“五·七”的标签，走“五七”道路成了时髦。

　　“反修防修”，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本指导思想，而提出这一指导思想的依据，则是认为党内已经形成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之所以得出这样的错误的看法，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分歧。这个家喻户晓的“五七指示”，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与刘少奇、邓小平不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

　　新中国建立后，对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尽快建立一个理想中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怎样尽快消灭社会的各种差别和不平等现象，一直是毛泽东所执著追求的目标。应当说，这个目标并没有错，但是，自１９５８年以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富于鼓动性的构想，盲目地希望以提高劳动强度、追求高速度来发展生产力，同时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期达到这一目标，这就不对了，而更加严重的是对彭德怀、张闻天等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一律斥为“右倾”，并冒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这就造成了更大的错误。随后而来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宣告了这一构想的失败。此后，党中央不得不在实践中寻找新的道路。毛泽东虽然同意纠正具体工作中的错误，但对“大跃进”这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并没有放弃，这就造成了他与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深刻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首先表现在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上。

　　在大跃进刚刚开始时，刘少奇等人对此也是持赞同态度的，但是在１９６１年刘少奇接触了农村的实际情况后，认识便有了改变。所以，在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三年灾害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提出彭德怀信中所言的一些具体事实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同时，他认为人民公社当时不办可能好些。刘少奇的这些看法，自然有与毛唱反调的意思。所以，毛泽东不但不会接受刘少奇的看法，反而认为他犯了右倾错误。

　　另外，当时处在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大跃进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也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被认为是搞了资本主义。１９７０年，斯诺与毛泽东交谈后了解到了这种分歧，并作了这样的概括：“他们注重经济而不注重人，他们大搞物质刺激，他们不强调阶级斗争而只搞生产，他们只靠‘专家’来提高技术水平，搞政治为经济权力和技术权力服务。他们主张扩大国家信贷（以及国家债务），而不是‘大跃进’，不是以积极的劳动的思想热情来作资本。”这显然真实地反映了毛与刘等人分歧的心态。在毛看来，刘等一线领导人的主张，已不止是“三面红旗”还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连他领导的那种社会主义，也将要毁于一旦。而当时国际上的形势，也使毛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更使他把与刘、邓的分歧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于是，毛在１９６２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申阶级斗争后，逐步形成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和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看法，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概念。于是，他认为，只有发动一场自下而上、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才能彻底解决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才能贯彻自己思考的那套社会主义的方针。

　　但是，启动一场大革命，在“砸烂旧世界”的同时，必然要“建设新世界”。而“五七指示”就是这个新世界的理想蓝图。

　　“五·七指示”提出了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同时也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基本途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这就表明，毛泽东不但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武器，也一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可是，在没有达到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科学文化高度发达、人民觉悟水平极大提高的情况下，臆想通过消灭社会分工，把各行各业都建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大学校’，这实质上仍是一种小农思想的回归，循此只能是倒退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社会去。于是，６０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从此中断，社会主义建设又一次受到极大破坏。”（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在阶级斗争思想的支配下，发展经济的方针，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来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胡乔木：《中国为什么会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而到后来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用阶级斗争取代一切、冲击一切了。这样，“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的‘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人为的阻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胡乔木文集》）同时，“学生们学工、学农、学兵的结果，荒废了学业，造就了新一代文盲。军队搞军工、军农、军民的结果，使部队素质严重下降。科技人员进‘五七’干校的结果，使专业荒废，我国科技同世界的距离拉大。而且，在兼营各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所以干了大量违反科学，违反自然规律的蠢事。像围海造田、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等等，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和资财，而且破坏了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贻害无穷。这方面的破坏不亚于武斗和‘打砸抢’。”（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

　　还应该说到的是，“五·七指示”所倡导的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经营思想，摒弃商品经济，也给社会政治体制带来弊端。即使在今天，人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一个企业或行政事业单位，其“自给自足”式的组织，便类似于一个小社会。这样的一个个小社会，在政治上的管理模式必然是垂直行政命令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则要求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否则社会就存在着失控的潜在危险。从这个角度来看，“文革”时期政治体制的弊端达到顶点，“五·七指示”自然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能否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历史问题决议》已经进行了论述，邓小平从宏观上也多次论述过。邓小平指出：“在这二十年（指１９５７－１９７８年——引者）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局面而言，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在同捷克斯洛伐克胡萨克谈话时，邓小平说：“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在１９９１年８月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人们都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去。”（《邓小平文选》第３卷）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虽然并不是在专讲历史，但是，痛惜中国失去二十年宝贵的发展时间的心态已跃然纸上。

　　另外，李锐算了一笔账，大致勾勒出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损失程度，使人们可以直观地了解：

　　１９５５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份量的４．７％１９８０年下降为２．５％；１９６０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１９８０年只相当日本的１／４，１９８５年更下降到１／５；１９６０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中国４６００亿美元，而１９８５年超出３６８００亿美元。这是从经济实力来说，还不讲科学与技术的实力。论后两方面，我们同日本、西方的差距就更大了，而且越来越大。这是过去二十年“左”的思想和实践造成的极其痛心的严重后果。根据统计，“大跃进”期间，损失约１２００亿元；“文革”十年，损失约５０００亿元。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三十年，我国全部基建总投资为６５００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约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亿元。由此可见，这两次大折腾所损失的６２００亿元，几乎相当于我国前三十年全部的基建投资。至于无形的损失，计算不出来的损失，确实更难以说清楚，例如关于人才培养的损失，人口激增等，即是如此。（前引文）

　　仅从这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来看，“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悲剧确实是划时代的。

　　现今，重新剖析“以阶级斗争为纲”，落笔不在于分析其荒谬性，而在于从其荒谬性中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邓小平文选》第３卷）

　　同样的论述，多次出现在《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中。“这些论述，归结为一句话：没有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错误和实际灾难引起的全党反思和觉醒，就没有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龚育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与党史研究》）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巨大胜利表明，只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才能使社会主义中国的地位获得强大的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地、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的。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向着纵深处开拓前进，经济繁荣，国家稳定。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要求全党必须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但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史也表明，“前进的征途并不是一帆风顺。在某些人中间也有过动摇和干扰，而这种动摇和干扰，往往又与‘文革’的‘流风余韵’的影响有关。”（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事实的确如此。近年来某些持“左”的论点的同志，就认为改革开放引来了资本主义，当前我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鲜明、激烈、尖锐，我们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有的人甚至重弹“反修防修”的老调，等等。这些都是把《历史问题决议》已经否定了的“文革”错误观点，将实践已经证明了的谬误，继续当作真理。对此，人们必须给予应有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