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沉默了40年
到1980年代，当年追随而来的“外省人第一代”大多已临近暮年，怀乡思亲之情愈益强烈，进而将眷念之情写成文字，胆大者常写出同大陆子女亲人如何在海外见面、通电话、写信等细腻感人的情节。
走得更远的，甚至已经有了半公开的行动，姜思章就是一个很早的“积极行动派”。1978年，为恢复与海峡那头家人的联系，他甚至去舞厅通过一位舞女转托香港客人捎信给大陆。
1979年元旦，祖国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即日起停止炮轰金门，并呼吁两岸尽快实现通邮通行。姜思章知道，回家的转机真正来了。
1982年，他以到香港去看舅舅的名义，转道广州、上海、宁波，72小时舟车劳顿后，终于回到了阔别32年的老家舟山。母亲早已在码头等候，姜思章一眼认了出来。船刚靠岸他就跳了出去，连爬带跪地冲向母亲，不顾旁人的惊诧，抱着母亲的腿纵情嚎啕大哭。
2年后，高秉涵也冒险去了香港，在那里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姨妈和已经认不出模样的姐弟。“那几天我们生怕耽误了相聚的分分秒秒，倾诉相思之苦”。但他再也没能见到母亲。
姜思章如愿先回家了，但数万与他同去的壮丁和他们大陆那头的亲属，仍在海峡两边遥遥相望而不得见。
得知姜思章归来后，几十里外都有人赶来打听、请他带信。姜家院子椅子、凳子太少不够招待，来客就蹲在那里问父亲，问丈夫，问儿子，问兄弟……
返回台湾后，如何让数以百万计的“外省人”自由返乡，便成为姜思章的心头所系：“感同身受之悲，更有同船共命之情”。他带了无数信件、口信回台湾，他要把这些信息尽力一一转达。
可是，当年仅舟山群岛被抓丁的年轻人就超过两万，从何找起？看着老乡们一脸遗憾地离去，姜思章决心站出来，为更多的老兵们争取权益。
1982年回大陆探亲之前，他已经参加了台湾的“党外运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国民党不开放大陆探亲不满意。1981年12月，姜思章拜托的“议员候选人”康水木，在政见发表会上，首次公开要求台湾当局准许老兵回乡探亲。
此时，岛内著名杂志《前进》的总编辑张富忠，也在疾呼民主改革中，注意到了老兵有家归不得的辛酸，他决定做一件惊动台湾的大事——与姜思章协作，在杂志上刊登广告，协助老兵转信。
张富忠后来回忆说，这些信函或许因分离得太久，又不知道家里人到底还在不在，老兵们甚至都不晓得该从何问候起，大多只有薄薄的一张信纸，里头几乎都是交代自己的小名，写下当初离家的过程，以及略说现在的生活。
1987年，是去台老兵思乡情绪总爆发的一年，此时，国民党离开大陆已近40年，许多老兵将近40年没有家里的任何消息，而自己也已到花甲之年，且不说能否见到八九十岁高龄的父母，就连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故乡向父母磕个头，都成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