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造成了国家在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加深了知青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财政支出共达一百多亿元，虽然，这些钱有一半支援了农垦事业，但是，经济效益很差，并没有真正解决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到了1979年，大批知识青年返城的时候，因为不少青年已经结婚生育，返城人数大大增加，形成了建国后就业问题突出的一个高峰，给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增加了压力。
第三、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损失，给大部分知青家长造成负担，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对于大批知青下乡，各地农民是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接受的。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负担，形成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多数插队知青由于在生活上不能自给，要靠家庭补贴，一般每人每月至少要补助五元，而有多子女上山下乡的家庭，负担尤其严重，给许多知青家长在经济上和思想上造成很大负担。知青家长的不满情绪，以及后来在知青升学、返城等问题上出现的不正之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四、给知识青年在思想、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带来许多不幸。"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使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提前步入社会生活。上山下乡的实践固然给他们带来一些有益的锻炼，使他们开始体会到人生的甘苦，学到一定的生产劳动技能，增加了对农村和农民的了解，对我国民族勤劳、纯朴的传统美德有了切身感受。但是，这种收获对于正处在人生黄金时代的青年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丧失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成为在文化学识上准备不足的一代人。事实证明，脱离文化教育，离开文化素养的提高，孤立地谈论改造世界观，"接受再教育"，不仅不利于青年在思想、精神、个性上的全面发展，反而易受各种落后思想的影响。知识青年在若干年后返回城市的生活中，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他们中固然有不少人在困境中重新奋起，不断地拼搏，开拓，但是，一切需要重新开始的状况，也使一些人过早地丧失了生活热情，这不能不说是在一个时期里一部分人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信仰危机"的重要原因。
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许有人会引用别林斯基关于"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的话，说上山下乡对于青年是一种难得的磨炼，进而，肯定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合理性。对于知青上山下乡，习仲勋也说过一段话。他说："从动乱中走过来的一代青年，受到过毒害和创伤，也得到了其他时期所得不到的磨炼。"这里，他讲到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伤害和磨炼。这是正确的。在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上，应该注意的是，如果脱离开伤害去谈磨炼，就将弄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磨炼，是积极的，需要坚持和发扬的？还是消极的，必须反对和避免的？至于说到悲剧与"大学"的关系，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点：如果脱离一定的条件，悲剧只能是深渊，永远成不了"大学"。今天，当我们谈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是在肯定其悲剧性质的前提下，认为这对于青年是一种难得的磨炼。但是，决不等于承认这种磨炼，就否定其悲剧的性质。
显然，"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五、六十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相比较，不论是内涵还是外延，在性质上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彻底否定的今天，对于知青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理所当然地应该予以否定。
必须强调的是，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做出的贡献是不应忽略和抹煞的。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许多人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地艰苦创业，在新疆、黑龙江等边远和不发达地区，创办起、建设着诸如北大荒北京庄、江西共青垦殖场、湘潭红旗农场、株洲知青林场等许多场队，不仅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也为创办社队企业做出了一定贡献。他们中还有一些人热心为当地农民教学，行医，在一些边远落后地区起到了文化传播和卫生普及的作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绝大多数人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农村、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奋斗的足迹，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仍然坚持在农村和边疆，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的历程中起着骨干作用。对于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国家内乱中做出的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