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时毕业生的分配问题虽然"急待解决"，但在社会动乱未止，许多地区还没有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能够反映这种情况的例子是，1967年10月上旬，北京出现了一些中学红卫兵自动前往内蒙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的举动，但在全国，这一事件并未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所谓教育革命。
到1968年，解决毕业生分配问题已经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积压在校的中学毕业生已经不止是1966、1967两届，加上19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共达一千余万人之多。这一年，在大多数地区陆续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动员青年学生上山上乡所需要的组织机构和接受安置条件基本具备了。同年4月，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对于毕业生分配，文件上提的是"四个面向"，当时工矿、基层的情况如何呢？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近百分之十；1968年在1967年下降的基础上，再降百分之四点二，只相当于1966年的百分之八十六点六。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的形势，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是无法新招工人的。这样，文件所提的"四个面向"实际上只能面向农村和边疆。1968年七、八月起，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号召"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年底，毛泽东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于是，全国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便以上山下乡这一形式悄然消失了。
透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给全国造成的大动乱中，知青上山下乡已经被严重扭曲，演变成与这场内乱相联系的政治运动。还应注意，在1968年爆发的数以千万计毕业生需要就业的问题，其性质已经远远超出劳动就业的范畴，这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与当时的动乱局面混合在一起，使社会动乱更加严重，局面更加难以收拾，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必须解决而又无法用正常方式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于是，知青上山下乡被赋予了当时盛行的政治"运动"的方式。这是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同于以往知青上山下乡的根本区别。
二、在"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变成 "反修防修" 、改造一代青年的政治运动
知青上山下乡演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与毛泽东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再教育"和不断缩小三大差别的思想有关。随着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思想的不断发展，他从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出发，把战争年代"抗大"教育、改造知识青年的经验绝对化，而对科学文化知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表现出轻视书本知识和课堂教学的倾向。他多次谈到："书读得越多越蠢"，提出"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制要缩短"，阶级斗争应该成为青年的"一门主课"，要在"革命的大风浪中"培养和造就接班人。以后，联系到对教育战线"两个估计"的错误认识，他更加明确地提出，对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作为"接受再教育的根本途径"，提高到"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的政治高度。毛泽东在考虑中国反修防修的问题时，还把现实生活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社会差别当作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在"五·七"指示中提出，要把全国各行各业办成一个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大学校的设想，要求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这一想法也体现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当作是"有利于密切城乡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是"缩小三大差别的战斗" ，迅速在全国推开并形成一个高潮。于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山下乡，就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前的明显的政治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