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时期的街头宣传标语和宣传画。
邓小平的建议同中央的考虑不谋而合
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特别是“三反”“五反”一起搞，整个社会都震动起来了，正常的经济生活必然会受到一定影响。
正如薄一波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所说：“一部分经济部门的工作几乎停顿，国营企业的业务活动也受到冲击；加之资产阶级惊恐不安，并用歇业、停工的手段来要挟我们，大批私人工商户停业、半停业，使经济活动出现严重的堵塞现象，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军事订货减少，商品货币流通遇到障碍……”
恰在此时，邓小平和他所任第一书记的西南局就“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于2月22日和29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来了两封很有见地的电报。
2月22日的电报认为：从外部来说，主要是工商业表现出暂时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贸易额大大缩小，税收大幅度下降，许多私营工厂无事可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工商业的停滞使大量城市贫民生活受到影响，他们对“三反”“五反”已开始表示不满。特务亦借此兴风作浪。从内部来说，主要是一些财经机构垮了。过去，许多事情都是留用人员或新招收的知识分子负责，“三反”以后，他们中将有一大批不能继续留用，而暂时又无人接替工作，这个问题不设法解决，国家财经机关很难应付局面。
2月29日的电报主要认为，“暴利的提法是很不妥当的”，建议“暴利应列入盗窃国家财产或因此而使国家受到的损失为好”。
邓小平及西南局的这些分析和建议，与中央的考虑不谋而合，毛泽东分别于3月1日和3月7日复电表示同意。
毛泽东说：“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
此间，党中央和毛泽东适时调整“五反”部署，采取措施，加强控制，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
在运动的部署上，决定适当缩短持续的时间，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暂不发动“五反”，县以下的“五反”推迟到春耕以后，中等城市尚未开展运动的也要视情况进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