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本报总编辑贾西平在论坛上纵论新派武侠小说与大公报之渊源本报记者麦润田摄
原标题：新派武侠小说与大公报渊源——大公报总编辑贾西平
我们在大公报一百一十二周年报庆之际，举行纪念新派武侠小说诞生六十周年论坛，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新派武侠有一个特点，它诞生于大公报的子报《新晚报》，它的作者是该报的两位编辑。这就使得新派武侠与大公报有一种天然的联繫。因此，我想就新派武侠小说与大公报的渊源这个话题，谈一点感想。
大公报是孕育武侠新著沃土
一九五四年一月，武术界太极和白鹤两派掌门人在澳门比武，引发热议。时任《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先生建议同事陈文统创作武侠小说。比赛后第三日，《龙虎斗京华》开始在《新晚报》副刊连载，读者争相阅读，一时洛阳纸贵。陈文统先生便是日后在新派武侠小说作家阵营中鼎鼎有名的梁羽生。后来，罗孚又邀请另一位《新晚报》同事查良镛在报上连载武侠故事，于是又有了金庸先生的首部武侠作品《书剑恩仇录》的诞生。不论学界抑或坊间，通常将《龙虎斗京华》视作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如此说来，当时大公报的子报《新晚报》副刊，便是培育新派武侠著作的一片沃土。
为什么新派武侠小说会发端于大公报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多种多样，我想从社会背景、《大公报》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传统等三个方面来作点探讨。
首先，金庸和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崛起，与当时社会环境有关。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社会并无大的动盪，市民生活相对安定，电视和互联网这类大众传媒尚未普及，故而人们工馀闲暇有时间来阅读报刊和小说，以获取资讯和茶馀饭后的谈资。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更是武侠小说的兴盛期，可以说，《龙虎斗京华》、《书剑恩仇录》和《萍踪侠影》等一系列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并受到追捧，受惠于当时的社会景况和市民的生活方式。
1954年，香港《新晚报》预告《龙虎斗京华》。
侠气来自报人英雄情操
第二、爱国主义和英雄史观是《大公报》百年不变的传统，也是新派武侠小说产生于大公报的思想基础。一向秉承“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大公报》，不论是在张季鸾和王芸生任主编的“新记大公报”时期，还是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復刊时期，都始终秉持爱国主义，“文人办报”理念。在抗日战争中，大公报坚持不在日军铁蹄下办报，跋涉万里，迁播五次，歷经战争风云，也歷经了江湖险恶，陈文统先生就是艰辛岁月里加盟大公报的，他是这段歷程的亲歷者。《大公报》歷史上曾出现许多具有英雄气节的知名记者，如深入考察西北地区并写出《中国西北角》的范长江，冒险进驻欧洲战场，在战火纷飞中写出大量佳作，成为二战西欧战场唯一中国记者的萧乾，大公报记者群体中的这些布衣英雄，虽手中无剑，但健笔在手，他们陈世情、述民意、斥敌寇，始终以民族和国家大义为重，将个人的得失安危置之度外，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胸中激盪?浩然侠气。当金庸、梁羽生持笔建构新派武侠的精神世界时，这种来自大公报自身的优良传统和英雄气概，就自然地融入笔端而蔚为大观。
第三、大公报是一份深具文化底蕴的报纸，记者和编辑文采俱佳，许多人学贯中西，更以深厚的中华文化学养见长，副刊版面生动活泼，大公园小公园长盛不衰。金庸和梁羽生的新派武侠小说，在这片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是符合逻辑的。在小说创作过程中，金庸和梁羽生并不满足于单纯以商品化倾向来定义自己的作品，而是致力于增加小说的文化味道，希望读者从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中，获得阅读快感的同时，了解中国歷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回望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就赋予其作品强大的生命力和久远的吸引力。正因为如此，在进入无远弗届的电子时代后，新派武侠小说仍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展会上，书店里，网路中，荧幕上，新派武侠小说依然受到亿万民众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