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现在成就可能更大
北京晨报：关于您父亲的去世，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您在书中也有提到。
王东明：很多人说我父亲的去世和亲家罗振玉有关。罗振玉和我父亲相识很早，在学问上志同道合，各自有什么新的心得也会写信告诉对方，后来他们又成了亲家。相处几十年，要说没有一点儿不合的事情，这很难做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没有两个人的想法是完全相同。但是另一方面，要说罗振玉和我父亲的去世有直接关系，这也不太合适，他也担当不起。
北京晨报：您似乎并不忌讳谈这件事情?
王东明：我父亲去世后，很多人只关注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为什么会这样?其中原因，我也不能做定论。不过，我去西安，发现新出土的东西非常多，比我父亲那个时代更多，我想我父亲倘若活在现在，可能获得的成就要比那个时候更大。所以我觉得，人们应该更多关注学问上的事情，还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而不要老是去关注我父亲去世的事情。
父亲曾亲自教我念书
北京晨报：能谈谈您的经历吗?
王东明：我出生在日本，两岁的时候回国，在内地待过很多地方，一共加起来，有20多年。抗战时期，我们在上海租界住过一段时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进了租界，租界待不住了，我和哥哥就回到了西安，在西安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一教就是五年。那一段时间，安定的日子很少，一直在动荡之中，求学也是一波三折，最终也没有完成学业，很遗憾。等到稍微安定，已经到了工作的时候了。
北京晨报：你的父亲在学业上对你有什么要求吗?
王东明：他曾经教我念书。我的一部《孟子》、半部《论语》都是他教的。那时候每天上课就是背书，背完了他就问还有问题吗?没有什么的话就教新的，完全靠自己去学习，他对我也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
父亲不希望我们做学问
北京晨报：您的父亲对你们的事业有什么期盼吗?
王东明：父亲一生清寒，他希望儿辈不要再走他的老路，能自立自强，将来的学术成就如何，总不及生活过得心安自足重要。
北京晨报：所以您没有走上研究学问的道路?
王东明：我们那个时代，更多的时候是环境选择人，人跟着环境在走。1948年我到了台湾之后，被安排到港务子弟学校教书，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环境。对我个人来说，在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很不容易。那个时候想回大陆也不能，也就只好慢慢安定下来，结婚、成家，一直就到了现在，过老年生活。
注：王东明，王国维长女，1913年生，1948年到台湾，任小学教师。退休后整理王国维遗物，并出版回忆录《王国维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