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溥仪最后的历程中，他活得很顽强。当时溥仪食欲不振，身体虚弱，一走路就喘，但他还是挣扎着天天看病，有时到协和医院复查，有时到人民医院输液，有时到中医研究院找蒲老开药方。因为政协机关处于停顿和无人管的状态，派不出车来，而出租车又叫不到，只能高价雇人力三轮车，有时我搀扶他，一步一步走着去。
那些日子，我每天给他熬中药，给他打针，照顾他吃药，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家庭护士。当时溥仪严重贫血，我买了二十多只小鸡养在庭院中，常常给溥仪杀鸡炖着吃，当时流行“鸡血疗法”，我也给溥仪注射过鸡血。然而谁也不能妙手回春，他的病情继续发展，进入9月份连睡觉都困难了，他闷得慌，气儿不够用，有时要垫两三个枕头，常常折腾大半宿，渐渐出现了心力衰竭的症状。
我永远忘不了1967年9月30日那个晚上，窗外月光如水，被秋风卷落的树叶轻轻飘向院庭，竟不发出一点声响。躺在卧室床上的溥仪已经清醒地感觉到自己的最后时刻快要来到了，拉过我的手，让我坐在床边，两只眼睛死死地盯住我，泪珠在眼眶内滚动。我用手绢轻轻为丈夫拭泪，好半天谁也不说一句话。清凉宁静的卧室、清凉宁静的院庭、清凉宁静的月夜!时断时续的几声爆竹不但打不破这宁静，反而更显出节日前夕的安谧。自1966年6月初以来，我听到的是吵闹，看到的是混乱，接触到的则无非是大喊大叫，而今天，为什么竟这样的不同啊!溥仪久藏心头的几句话终于无法不说了：
我快要离开这人世了，这么长时间我不愿意和你讲这件事，是因为不愿意伤你的心。我的病是不能治愈的绝症啊!我曾对你讲，现在科学发展了，能治好我的病，以前这样说说不过是为了安慰你。我早已明白：这身上的病是根本不会好了。
我这一世，当过皇帝也当过公民，特别是晚年得了你的“济”，不然我会很苦，归宿还好，现在总算是走到了尽头!
有所悬念的是：第一条对不起党。改造我这样一个人是不容易的，把一个地道的封建统治者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公民，这是哪个国家也很难做到的，中国共产党办到了，但是，我没给党做什么工作；第二条对不起你。我们结婚五年多，又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年岁大，又没有钱，从各方面来说都很对不起你。你的身体很不好，也没给你留下什么东西，现在又是文化革命中，没有我了，你怎么办?谁能管你?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呀!
溥仪不说还好，可这几句话是早晚要说呀，我强忍住深藏内心的巨大痛苦，强忍住在眼眶内转动的泪珠，安慰他说：“你不用发愁，慢慢养病吧!等你病好些，咱们一同去逛颐和园，逛北海……”我真想这能够成为现实啊!当时，我虽然明白却不敢相信这一番月夜卧室的谈话就是溥仪辞世的遗言!可怕的时刻愈来愈逼近了。
10月4日那天，上午我陪着溥仪到协和医院复查，他已经很虚弱了，双腿浮肿很厉害，又感到胸闷气短，但还能走几步路，似乎一时之间还不会有大问题。那天下午，家里来了不少客人，溥仪跟人家聊天还挺有精神的。他喜欢热闹，虽然病势沉重，仍希望能留客人吃饭，他也陪着客人一起吃。当时我家那位保姆烹饪手艺很不错，会烧菜，能让溥仪开胃。那天烧了几盘很有味道的菜，溥仪已有许多天没有食欲了，这天吃了两小碗饭，还吃了不少菜，喝了几口酒，我也挺高兴的。直到晚上九点多钟客人们告辞，溥仪还亲自送客到门外。不料客人走后还不到一个小时，溥仪的尿毒症又犯了，折腾了整整一夜，只有我一人在侧，帮他想办法，采取排尿措施，用热水、冷水给他一遍一遍地擦，都急死我了，却怎么也排不出尿来，直到天亮。
我从10月5日早晨5点就开始向政协打电话要车，却没有人管。我又一次次给出租汽车公司打电话，始终挂不通，只好自己上街东找西找，好不容易从护国寺叫来一辆出租汽车，把溥仪送到人民医院急诊室还不到上午7点钟。不料，急诊室里无急诊，从上午7点到晚上7点，整整12个小时竟没有任何医生采取任何抢救措施!急诊室里风挺大，又挺冷，根据病情急需住院，但当时床位又很紧张，医院内部分人员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反对收留一个“封建皇帝”住院。情况刻不容缓，我就像个热锅上的蚂蚁，跑来跑去，不知所措。到政协连一个领导也见不着，后来我请溥杰转告沈德纯副主委，他又给医院打电话，然而应该接收溥仪的泌尿科仍以没有空床为由，让他暂时住进内科病房。就在这里，溥仪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天。
把溥仪送进病房以后，我觉得稍微松了一口气儿，然而溥仪并不轻松，他不但喘得厉害，尿路又不通了，急需导尿，却没有哪位医护人员愿意给他导尿。我跑了一个白天，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回家吃了点儿东西，就又返回病房来陪床。内科病房本来就不治溥仪的尿毒症，当时主管溥仪那张病床的大夫王某很不耐心，溥仪排不出尿，肚子憋得就像怀胎9月的孕妇一样，而且痛得厉害，我急忙找来大夫，他却没有好气地说：“病人多得是，不是就你一个人，知不知道!”我只好再去找泌尿科主治医生孟大夫，因为按溥仪的病情，应该由他负责治疗。我跟孟大夫不知说了多少好话，差一点儿没给他跪下，我说溥仪快要憋死了，您就做点好事儿看看他去吧!他终于发了慈悲，来到溥仪的病床前，看了看被尿憋得滚圆的大肚子，只站了几分钟笑了笑就走了，再也找不到他了。
10月6日我按照溥仪的心愿，去广安门中医研究院请来蒲辅周老先生，给他诊了脉处了方。蒲老虽然说了不少安慰的话，但是他的心情很沉重，深知这位“天子”的阳寿不多了。直到这时溥仪仍然握笔，用颤抖的手，在一个二寸半长，二寸宽的小笔记本上写下模糊难辨的字迹。这天下午我要回家取物，溥仪递过小本本来，在其中一页上写道：“小妹：我感气虚，你来时千万把‘紫河车’(胎盘粉)带来，今天晚上服用。耀之”这几个字成为留给我的永远的念物。每当我想起溥仪的时候，就看看他留在世上的这最后几个字。平时他也常常亲切地称呼我为“小妹”，这使我感到多么温暖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