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李泰国与清朝近代海关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先后在厦门设闽海关，宁波设浙海关，广州设粤海关，上海设江海关，海关由清政府统一管理，但海关税则却授权地方制订。清政府对海关税收，最初实行定额制度，后演变为包税制。在1854年李泰国改革海关制度以前，朝廷名义上直接控制海关徵税，实际并不过问税款的征课和处理，只要求地方上把所估计的税收额定期上交。嘉庆四年（1799年），户部规定的税额为粤海关85.5万两，闽海关11.3万两，浙海关3.9万两，江海关4.2万两。这一数额是依据各海关官员的申报而制定，大概只相当于征课总额的十分之四。而通常清政府能收到十分之一就很不错了。
1853年9月，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清朝上海道吴健彰缒城逃出，江海关工作停顿，外商乘机拒纳关税。1854年6月，英国领事阿礼国提出了一个“诚实与精干的外国成员和中国当局相结合”的新型海关组织方案。不久，吴健彰和英领事阿利国，美领事麦菲(Murphy)、法领事爱棠(Edan)商定上海海关章程，由三国领事各推委员一人，主持上海海关税收。一年后，各委员相继去职，英国领事推荐上海领事馆副领事李泰国接任海关委员。
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1833～1898)，英国人，其父曾任英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李泰国10岁来中国，在父亲的培养下成为一名“中国通” ，先后担任过英国驻广州、香港和上海等领事机构的翻译秘书、代理副领事等职。1855年6月，22岁的李泰国出任江海关管理委员会的英方司税。他上任以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实施“外洋船只进出呈验舱单，必须详尽，否则处罚或没收”，“各税须照征照缴，掣发税款收据”，制订了《各国商船进出起卸货物完纳钞税条款》等规章制度。上海道吴煦向朝廷奏称，“自李泰国经理夷税征收之后，税钞大有起色，按年比较，银数倍增。” 1859年，江海关税课收入高达263万两，是户部定额的60倍，李泰国于是博得清政府的信任。
1858年，英军统帅额尔金欣赏李泰国的才华，请他去天津参加议和，与清庭钦差大臣桂良谈判。桂良记载李泰国在谈判中“言语狂悖，狡骄异常”，动辄以战争威逼，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天津条约》签订后，南自广州，北至牛庄的整个海岸线都被打开，上海因其地理位置居中，在政治经济的重要性取代了广州。1859年1月清庭任命两江总督何桂清为钦差大臣，办理各国事务，执行《天津条约》关于海关的条款。何桂清和吴煦以及薛焕商量，认为海关总税务司最好是精通汉语又有海关工作经验的洋人，而江海关司税李泰国就成为当仁不让的人选。于是李泰国在3月间，向何桂清提出各通商口岸建立“划一海关”的方案，要求何桂清授权招募洋员。6月，李泰国赴广州、厦门等地筹办新海关，聘任赫德为粤海关协理税务司。
1860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正式委任李泰国为总税务司，邀他去北京商讨关务。此时正值太平军攻克杭州，踏破江南大营，兵势正盛。李泰国对清政府失去信心，私下对额尔金说“不愿与可能会覆灭的王朝保持紧密的联系”，以伤病为由请假回英国休养。李泰国临行前推荐费士来(Fitzroy)和赫德会同署理总税务司职务。费士来曾任额尔金的秘书，资历高过赫德，但他不懂汉语，无法和满清大臣直接交流；赫德则与总理衙门过从密切，实际独掌总税务司权力。赫德上任以后，极力争取总理衙门掌权大臣，如恭亲王、文祥等的信任，经常主动地提供税务、洋务，外交等方面的意见，为他们出谋献策。在总理衙门大臣的心目中，赫德逐渐取代了李泰国。
1861年7月，赫德向清政府建议，征收“洋药”( 即鸦片)印花税，用以购置小型炮船，镇压太平军。总理衙门奏准，赫德于是请远在英国的李泰国代为办理。李泰国认为这是控制中国未来海军的良机，积极在英国购船募员，购船7艘花费80万两，购装备花费27万两，招募官兵600余人，委派英国军官阿思本(Sherard Osborne)为舰队司令，翌年又擅自与阿思本签订合同（简称“李阿合同”），规定“阿斯本不受他人指挥，仅执行李泰国交来的清皇帝的命令；李泰国遇命令之不满意者，得拒绝传递。”
1863年5月，李泰国休假完毕返回上海，赫德结束了代理总税务司职务。然而总理衙门为了削弱李泰国的权力，想方设法抬举赫德，任命他为江海关税务司兼负责长江各口关务。9月，阿斯本舰队到达中国，总理衙门决定派满清官员为舰队总管，阿斯本为副总管，舰队归江督曾国藩，苏抚李鸿章调遣。李泰国则坚持要求恭亲王照“李阿合同”办理，结果和总理衙门闹僵，事情最后以清庭命令阿斯本将舰队开到印度卖掉结局。恭亲王于是上奏，称李泰国“办事刁诈，以致虚靡巨款，实难姑容。现由臣等将其革退，还准经理税务。该夷狡狯异常，中外皆知，屡欲去之而不能，今因办船贻误，正可借此驱逐 . . . 其总税务司一缺，即由赫德办理。” 同年11月，上谕批准把李泰国革职，由赫德继任总税务司。这样年仅28岁的赫德，就成为清朝海关总监，直到1911年病死。
真可谓性格决定命运。李泰国和赫德都可算是“中国通” ，而且都具有相当出色的组织管理能力。李泰国在中国的事业夭折，完全因其骄横狂妄、权欲熏心，失去了清政府的信任；赫德谨慎稳重，善于变通，又熟悉官场礼节和中国士大夫的习气，深得满清大臣们的青睐。赫德温良谦让的性格使他在同李泰国的竞争中最终获胜，并占据总税务司的位置长达48年。
3. 调停戈登和李鸿章的冲突
赫德代理总税务司以后，四处奔波，在中国各新开口岸建立海关。清朝地方官们基本上都予以配合，只有湖广总督官文除外。官文并不想将关税这一大财源拱手出让，对赫德虽然礼数周到，但建关一事免谈。赫德于是在汉口住了下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官文不胜其扰，派一个道台前来逐客。赫德告诉道台，他到汉口来建关是奉总理衙门之命行事，如果地方官刁难，他将向同治皇帝据实汇报。道台嘲讽地说：“当今圣上的年号是祺祥，可不是什么同治。” 赫德答道：“我很奇怪大清的官员居然不知道自己皇帝的年号。” 话音未落赫德便拿出一份从上海带来的《北华捷报》给道台看，道台顿时目瞪口呆。
原来1861年11月间慈禧联合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捕杀肃顺等顾命大臣，改年号为“同治”。由于消息闭塞，汉口的清朝官员居然还不知道此事。肃顺本是顾命八大臣之首，权倾于朝，湖广疆臣官文、胡林翼等人无不唯其马首是瞻，对恭亲王主持的总理衙门有些不买帐。政变的消息传开以后，官文马上见风使舵，请赫德立刻建关，并提供一切便利。
几周以后，赫德建关完毕，乘“鄱阳”号火轮返回上海。路过安庆时，赫德约见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转交官文的一封信，并就洋务问题咨询曾国藩。曾国藩的一番话让赫德印象深刻：“你的问题外务府想必已经有既定之策，我只有以下意见：凡是对我国和贵国都有利的事，我定会支持；对贵国有利而对我国无害的事，我不会反对；但如果对我国有害的事，无论对贵国多么有利，我都会以死相抗争。” (译自英文史料)
1863年11月，总理衙门正式任命赫德为总税务司，驻上海办公。赫德到任不久，就发生“苏州杀降”事件。戈登因太平军降将被杀和李鸿章发生冲突，愤然领军回到昆山。清庭生怕戈登会步常胜军前任统领白奇文的后尘，投奔太平军，连忙请赫德居间调解。次年1月，赫德先到苏州会见李鸿章。李鸿章详细介绍杀降经过，并反复强调，杀降纯属他个人的决定，和戈登无关，愿意向各方面澄清事实，为戈登开脱责任。赫德得到李鸿章的承诺，这才到昆山去见戈登。
戈登得知赫德前来非常高兴，特地举行阅兵式欢迎他，两人一见如故。赫德在昆山停留了三个星期，终于说服戈登回心转意，同意前往苏州面见李鸿章。临行前戈登对赫德说：“到苏州后就说我是被你劝来的，这样会让你得到中国人的敬意。” 赫德见到李鸿章以后，却只说戈登自愿前来。戈登和李鸿章的和解很成功，不久常胜军就参加了常州之战。常州攻克以后，清庭为了表彰戈登的功劳，奖励他白银两万两。戈登勃然大怒，认为清政府把自己当成了雇佣兵，将朝廷特使赶了出去。
戈登的所作所为让清庭摸不着头脑，总理大臣文祥于是又请赫德出面，去探戈登的口风。戈登答复说：“请转告文祥，我不会接受金钱赏赐，但愿意接受一套中国官服。” 清庭立刻封戈登为提督，赐穿黄马褂，并将全套提督官服送到昆山。戈登回国前还专门穿上这套官服画了一幅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