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2013年04月12日。
国葬举行之日，长沙全城掀起“英雄崇拜”的狂热
97年前的今天，即1917年4月12日，为国葬蔡锷将军于岳麓山的日子。
这一天，长沙暴雨滂沱，前来参加国葬典礼、冒雨执绋者，有数千人之多，送葬队伍从藩后街出发，经东长街（蔡锷中路），过贡院东街、贡院西街（今中山路），转福星街、西长街，出大西门码头，登中国汽船码头。
因长沙街道狭窄，参加送葬的人太多，伞具无法撑开，所有人淋得一身湿透。尤其是长沙小学生在不停息的瓢泼大雨中，用稚嫩的声音，一路唱着哀歌，送到大西门码头边，情景感人。
当年上海有报纸记载，“此足见人们崇拜英雄之心，至为恳切也。蔡公争回人格，名震寰区；再造共和，功在后世。吾人良知不泯，故其崇拜之心，油然而生也。倘国人能推此心以自勉，岂独蔡公含笑九原耶，即此蜩螗沸羹之时，事亦可迎刃而解矣”。
因湘江风浪过高，巡船停渡，指挥人员劝学生队送至河干一律回转，各界代表选定人数乘船渡河，蔡锷灵榇由南成船拖载，绕道上水陆洲，转小河，从牌楼口登岸。
湖南都督谭延闿披雨衣，着皮靴，同外宾及各界代表，相携上山。谭延闿作为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特派官率同二十余位官员在白鹤泉亭右上侧所筑蔡锷墓前，致祭并国葬蔡锷。
三天后，即1917年4月15日，为黄兴将军国葬岳麓山之期，这天，天气晴爽，长沙城内、湘江河干上，“妇孺争睹，人海人山，几无隙地”，“出殡时，经过街道，观者之多，几无语可以形容，一言以蔽之曰：凡沿街两旁地面、楼头为足所得立之处，无不填满，此外尚有缘晒楼而登屋者，有攀挂墙壁上者，至于大西门外各码头则尤万头蠕动，无隙可容，与数年前黄公回湘欢迎时无异。今之视昔，感何如耶？”
长沙《大公报》报道当天的盛况说，“小东街（今中山西路）口，某鸡鸭店楼下，有一妇人手抱三四岁小孩附在该楼栏杆上。当军乐队经过时，栏杆折断。该妇人及小儿坠下，落在下面人堆上，该妇人母子均无恙”。
当天选定的送葬队伍，有7000人之多，队伍从学院街原学台旧署（今长郡中学校门一带）出发，经南正街、红牌楼、司门口、八角亭、南阳街、府正街、老照壁，到督军署（今青少年宫），转小东街、福星门、西长街，出大西门，登船，上岳麓山，秩序井然不乱，令参与葬礼的西洋人刮目相看。
黄兴的灵榇，比常用者高大，上覆五色国旗及陆军旗，用双杠舁行，前后杠分为八节，每节16人。即抬此灵榇者，共128人。黄兴灵榇，不用长沙旧俗中常用的龙头杠，而在旧刻龙头龙尾的前后端处，以圆板交画国旗及陆军军旗。
黄兴灵榇在长沙狭窄的麻石街上共走了两小时，才到大西门码头，此时汽笛哀鸣，人们纷纷泪落，十艘小火轮载着黄兴灵榇和送葬人员，载往湘江河西。下午3时灵榇方到达墓地，推入事先筑好的墓穴安葬。然后在墓前设祭坛，湖南督军谭延闿代表大总统礼拜后，朗读祭文，继由各界代表一齐行礼。
黄兴的长子，在后来回忆国葬其父黄兴将军的情景时说，1917年4月先君安葬岳麓山，正是暮春季节，杜鹃花盛开，漫山红遍。宫崎寅藏从日本远道前来送葬，临行时面许二事。一，来年要送樱花树苗几百株，栽在先君墓地四周；二，在东京竖立先君的纪念碑。后来，第一件事没有实现，而第二件事则是实现了的。”
黄一欧先生说：“先君安葬三天后，我们夫妇同登岳麓山，将久原房之助送的一把古刀，武昌起义时先君任战时总司令佩的指挥刀，生前用过的几支毛笔和一个炮弹筒送入墓内，然后将墓门封锁。”
值得一提的细节是，在国葬黄兴期间，湖南第一师范24岁的青年学生毛泽东同萧植蕃（萧三）联名写信给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的白浪滔天（即宫崎寅藏，日本人，曾经帮助和支持过辛亥革命，与黄兴关系至为亲密），说：“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
毛泽东和萧三联名的书信刊印在《宫崎滔天全集》第一卷卷首，在长沙编写《黄兴年谱》的毛注青先生发现后，曾向萧三询问此事具体详情。萧三在1979年5月31日复信说：“宫崎寅藏到了长沙，故我们请见他，但没有见面，根据我的记忆，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最初崇拜梁启超，喜读《新民丛报》，后来知道有同盟会，对孙文、黄兴非常崇拜，他多次谈过，孙文、黄兴是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