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
本文摘自：《南方日报》2011年9月11日A12版，作者：祝勇，原题：《慈禧的改革尝试》
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头颅像秋风里的落叶一样在北京菜市口飘落仅仅三年之后，慈禧太后居然推行了比康梁更加激进的改革——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30日），在惊恐万状中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出人意料地发出一道谕旨，宣布实行“新政”。谭嗣同未竟的事业，就这样被慈禧太后继承下来。在慈禧太后的统治下，这个照亮过整个西方的东方帝国，在20世纪来临之际陷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皇家宫殿沦为外国人的兵营，有关帝国昌隆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被无情地撕去了，帝国仅有的一点妄自尊大已经荡然无存。连慈禧太后，也升起雪耻自强之心。当慈禧太后逃出紫禁城，逃到怀来县的时候，曾泪眼婆娑地说：“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述说呢？”
末代皇帝溥仪后来的英国老师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写道：“皇太后在流亡西安的时候也已转变成了一个改革者。”在这本书中，他援引材料证明，一位西方记者写道：“（慈禧）采取了使中国步入现代化道路的政策，并且依靠她强有力的政令，取缔了某些旧的规章。”晚清的政治现实，既荒诞，又合理——对个人而言，它们是荒诞的；而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一切又符合逻辑。为了表明自己的一贯正确，她并没有给康梁平反，而是说“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慈禧对她在戊戌的屠杀行动毫不忏悔。在她心里，自己领导的改革，与康梁的“谋逆”，绝不可同日而语。庄士敦说：“慈禧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她从不认错，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补偿她的过失。‘康党’（康有为的派别）仍然列在黑名单上，对康有为缺席判处的死刑也没有取消。”
从废八股到废科举
也是这一年，封疆大吏张之洞（湖广总督）、刘坤一（两江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上奏变通科举，张、刘会奏主张“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
袁世凯疏列10条，建议增实学科并逐年递减旧科岁、科、乡试名额。废八股、设特科、建立新式学堂，从变通科举到废除科举，从渐废科举到骤废科举。新学内容的加入，使得熟悉了四书五经的帝国士子们无所适从。
1903年癸卯乡试，士子们面对不知所云的试题，开始捣乱，“头场拆魁星，二场捉枪手，三场偷号灯”，科举考试的地位，早已不复从前的神圣。连癸卯中举的受益者都感叹：“士子之无行至此，科举虽不废，不可得也。”
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主稿，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同奏，请立废科举。面对这样的奏折，慈禧太后内心的纠结是可以想见的。科举自隋唐以来，就成为帝王事业的根基。尽管通过科举而步入帝国政治中枢的概率小得接近于零，但只要科举存在，民间士人奔向朝廷的脚步就义无反顾，即使那些落第者，仍然可以成为帝王价值观的承载者和传播者，而受到民众的尊重。废除科举，等于抽掉了士人们眼中一部华丽的梯子，彻底断绝了他们在社会中上行的路线，帝国的政治生态，将发生彻底的断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