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友人艾思奇身上，在于光远看来，“田艾两人都是到了不该去的地方”。
“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于光远的通达，让他逃脱了某些中国文人的悲剧命运。他感慨：“能够逃脱这种命运的人，真应该自我庆幸。”
“文革”中，于光远是通达的。
他写过一篇短文《当了一回“胜利者”》，说自己去参加在政法学院召开的批斗他的会。到了门口，要门票，他说，“我不知道要门票，也没人给我门票。”“没门票是不能进去的！”把门人斩钉截铁。“没门票我也一定要进去的！”于光远当仁不让，惹来了许多围观者。把门的脾气上来了：“你这人真是，敢情没你这批斗会还开不成了咋的！”“对，没我你们就开不成！”那人一听懵了。光远同志问：“你们开的什么会？”“批斗会呀！”“批斗谁呢？”“于光远呀！”“我就是于光远，你说没我你们这会开得成吗？”围观者一听就“炸”了。把门的还不信，赶紧找来会议组织者验明正身，才放行了。于光远写道：“那是‘文革’开始后我第一次感觉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场，进去后便坐了‘喷气式飞机’”。
病痛中，于光远是通达的。
1992年，于光远患了乳腺癌。经过手术，癌细胞由几十亿下降到几百万。由于化疗，白细胞降至三千以下。病中的他开始改变过去的写作路子，经常写一些散文、随笔之类的东西，病情亦相对比较稳定。于光远认为这应该给“可爱的文学细胞”记大功。
对于名利，于光远是通达的。
龚育之说：“他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于光远每个月都请科学处办公室的一位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那位服务员却偷偷克扣了一部分。于光远从没觉察。这位服务员一次作案时被抓了，被起诉到法院。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于光远在回答法官询问时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他那副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
于光远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学习他编写的《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印量极大。后来，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政治经济学读本，印量极大。稿费怎么用？那时时兴交党费。于光远用稿费交了很多党费，但也没全交，他留下一部分自己支配。他有一些想法，比如，资助公益事业。中国人民大学的剪报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远出钱办起来的。
对下属，于光远是通达的。
